引言研究任何科学都要掌握研究的方法.有研究一切科学都必须掌握的一般 方法,也有研究某一门科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一门科 学,它有一般科学所共有的科学方法,比如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也有它独 有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里讲的方法是广义的,包括 立场、观点在内,读者细心体会,自能理解其中的道理.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搞历史研究是不是一定要先学习研究法,然后再 搞研究?当然不一定.过去许多学者是一边研究,一边摸索研究方法.研究 工作做多了,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就摸索出一套研究方法来.不过他们的 经验很少写出书来留给后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大 家都在摸索之中,拿不出一套比较令人满意的研究方法来,这对于初学者是 很不方便的. 当然,我们不能等到正确掌握了研究方法之后,才来搞研究工作;但如能先学到 一些入门的研究方法,那就会事半功倍.方法好比钥匙,没有钥匙,就开不了锁. 如今搞历史研究比过去更难了,有理论上的问题,有史料上的问题,有理论与史 实相结合的问题, 因此历史研究要求我们在方法的运用上必须有比前人更高的水 平,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由此看来,在未搞研究工作之前,先学些研究方法上 的基本知识是有好处的. 序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我们所讲的历史只限于人类的历史,本书所讲 的更只限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它的优良传统,主要是讲研究法. 这是基本训练,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而减轻它的重要性.吾师陈援庵 先生说:"不懂研究的方法,会读一辈子的书终不能入门."这话是千真万 确的.这本小册子是为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们写的,真可说是"卑之,无甚高 论",因之恐怕又不合青年们的胃口.承出版社编辑同志们的好意,认为这 书虽是为初学者写的,却有能言人之所不能言的见解,终于把它出版.我希 望这本小书能引导青年们进入史学之门,那真要对编辑同志们表示感谢. 这本小书最初只是讲课的记录,天津《历史教学》把它发表在 1982 年二 至七期上.几家出版社争着要把它印作单行本出版.我说,这是讲课记录, 因事前没有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不免挂一漏万,难以令人满意,答应加以 补充修订之后再出版.但因病因事拖延到 1985 年春,我的研究生王冠英、彭林、辛立三同志主动提出帮我重写,于是分头动手,直到 11 月才完稿,内容 比初稿增加一倍多,我又用一个月之力把全稿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加些工, 到年终才算定稿.但由多人写作,文笔显然不能一致,也难免有重复,虽有 修改,恐怕很难改好,要请读者原谅.至于论点是否正确,都由我负责,希 望得到批评指正. 1987 年1月赵光贤识于北京师大 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一章 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一般的准备工作 搞历史研究从哪儿下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常常被初学者提出来 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初学搞历史研究,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 就是说要打好基础.中国历史这样长,面这样广,史料浩如烟海,全面研究 不可能,只能就一个时期,或一个专题作些研究.但不管搞哪一段,搞什么 题目,充分的准备工作非做不可.准备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问题.也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 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些,一般都学过了一些,但学了不一定能掌握, 更不等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我们搞历史研 究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历史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过去的历史有 正确的认识.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理论问题是历史工作者或教师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好多人有这样的想 法:既然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马列主义也有 具体的结论,那么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些理论、原则出发? 有不少人就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结果,历史研究变成在具体的历史问题 上找一些材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或某些具体结论的正确性.这样 做是错误的,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 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 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 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74 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 强调:我们必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般原则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适应 于一切科学研究,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绝对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最高原则.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它包括三个"实"字:一,从事实出发.你要想研究一 个题目,必须先去找材料,看看当时的历史是个什么情况;决不能先有一个 固定的想法,然后找材料证明你的想法.这样做就颠倒了认识的顺序.二, 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 对历史事实作了无意或有意的歪曲.有歪曲理论的,有歪曲材料的."四人 帮"自不必说,在"四人帮"之前和之后也有人犯这样的毛病:为了证明自 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歪曲理论,歪曲材料,这就不是科学研究,是研究历史 的大忌.三,研究结果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是过去的事, 怎么检验呢?那就是看你能不能用你的结论正确地解释和说明历史问题,并 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我们在开始搞历史研究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因此我们 在开始作研究工作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有正确认识. 关于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如何把理论与史实正确地结合起来,解释中 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具体的历史问题,在第二章里有较详细的阐述.这里我 想特别提出一点,希望初学者注意的,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马 列主义大师们的具体看法.前者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应当信守不渝;后者则 受时间、地点、具体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永远正确,也要具体分析,不 能奉为金科玉律.我们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看成神,他们不是无所不知 的,更不是能先知的.他们会受时代的局限,条件的局限,作出不很妥当甚 至错误的结论.他们并不否认他们是会犯错误的,有的他们自己改正了,有 的他们来不及发现并加以改正.比如本世纪中所发生的新事物、新情况,是 他们看不到的,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不可能来改正,这就需要今天的马 克思主义者来替他们改正,否则我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要 求初学者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 动的指南.这样我们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看成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 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是在 不断改进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第二点是古汉语即文言文方面的准备.凡学习我国历史(包括古典文 学)的必须通过古文关,这是不用说的.问题是现今一般大学生的古汉语水 平不够高.虽然一般在一年级时学过历史文选,但是学的很不够,对古汉语 的语法、句法的知识也不够,读起古书来感到非常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是 要多读,读熟,同时学习古汉语的语法.古汉语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两年的工 夫能行的,一定要年年学,坚持下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还要注意文字训 诂,读一些在训诂学方面的专著,这样提高就会加快了. 一般说来,越古的文章就越难懂,搞先秦的历史,比搞秦以后的历史, 古文的根底要深一些.不过搞近代史,也同样要有好的古文基础,因为近代 人作的文章也大部分是用文言的,白话的材料很少.有少数人,比如章太炎 的文章是很难懂的,因为他喜欢用古字、古语,用典故很多.又如严复译西 方资产阶级的书也是用文言,而且译得古色古香,古文程度差的人读起来是 很吃力的.所以我们说,古汉语的学习要不断坚持下去. 读古书要注意虚字的用法,还要注意一字多义,否则就很容易理解错 误,或者看不懂.古书不好读,问题常出在虚字上,虚字不能解作实字.下 面介绍几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作参考: 王引之的 《经传释词》.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这书所说的 "词" , 主要是指虚字.虚字有很多用法,王引之从经传中把它们收集起来,分门别 类编在一起.这部书是很有用的.1956 年中华书局印的铅印本,除了王的原 文之外,还收了其他人的补充和辨驳.吴昌莹的《经词衍释》,就是补充解 释王书的,中华书局也印了.杨树达的《词铨》,"铨"是解释的意思.本 书的特点是用文法解释虚词的.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性质相同,这本 书的特点是举例特详. 看了这些书之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字有各种各样的用法,随便举几个例 子: "若",一般作"象"或"假如"解.但《史记·项羽本纪》:"吾翁 即若翁"当"你"讲;《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当"顺"讲.还有其他 讲法. "乃",一般作"是"、 "于是"讲,但古书中有很多其他讲法,如《尚书·盘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当"你的"讲;《诗·郑风·山有 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当"可是"讲. 这些在古书中经常见而现在见不到的用法,我们看看书中的例句就知道 了.上面这些书不是都要去看,有一二部就基本够了. 再有,读古书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一些句子的用法比较特殊,这是句 法问题.有一本书可以看,就是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俞是章太炎的老 师.这本书找了好多例子,归纳了古书中各种不同句法,对我们了解古书很 有用,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过,并收进了杨树达、马叙伦等做的补充,书名 叫《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过去的古书没有点句,当然更谈不上标点.现在出的古书,一般都做了 标点,看起来当然方便多了.但是有的标点也不大靠得住,因为这关系到不 同人的不同理解.杨树达有一本小书,叫《古书句读释例》,应该一看. "句" 是一句话,用"."表示;"读"(音豆)是不够一句话,但在读时要停一 下,用"、"表示.这种办法在明朝刻书时就有了.念书首先要能够点句. 点句如果不对,就说明你对这句话不懂.举个例子:有一年我招考研究生, 选了一段《史记》里的《李斯谏逐客书》,要求先标点后翻译.其中有这样 两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 止一个人把句断在 "河"的后面,结果成了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完全不通了.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不会断句,这怎么能看古 书呢? 以上所举各书,都可以作为工具参考书.当然不是说这些书中所讲的都 百分之百地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有点错也不要紧,我们看书多了,慢 慢会辨别纠正的. 由于古书一字多义,更由于古义往往被后人弃而不用,读古书,特别是 先秦的书,就困难了.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训诂,就是古书中字义的解释.我 们不是专搞文字训诂的,不必从文字学学起,但是为了读懂古书,不能不懂 得一些训诂的知识.怎么学习呢?一个办法是用《说文》、《尔雅》一类的 书作参考,当字典用. 第二个办法是多读古书,要认真地看,不要随随便 便地看.比如十三经或前四史,都有前人的注解.这些书有注、还有疏.注 是对原文的注解,如某字怎么讲,某字读什么音.这种注都比较早,多半是 汉人或魏晋人做的.疏是给注做的注,大多是隋唐人做的.现在我们见到的 十三经的疏,主要是唐初人总结前代各家的注解编的.注一般比较简单,而 疏则很详细.如《左传》孔颖达的疏就做得很详细,有时还引有前代其他人 的注,把不同的解释都列在书里.由此可知,看古书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 难,这是因为凡是重要的书,前人都做了注解,当然,这些注解不能说就没 有问题,因为它要受时代、学派、材料等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注得不一定都 对;但一般来讲,对我们看古书是大有帮助的.宋朝人对汉儒的注解不满意, 有人就又做了新的解释.比如朱熹,对《诗经》做过《诗集传》,对《易经》 做过《周易本义》.他的学生蔡沈对《尚书》做过《书集传》.这些书都对 前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新看法.到了清朝,汉学复兴,清儒不满意宋儒的 解释,他们又新做了一套注疏.这些新的注疏主要是根据汉儒的旧注,做新 的解释."十三经"里面大部分都有清朝人做的新疏.这些书的名字很多, 看看《书目答问》就知道了.梁启超做过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 中有几章,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里, 这本书对清代学者重新注解的书籍有很详细的介绍,也很值得看一看. 清人在训诂学方面最好的书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读十三经必读 的书.王氏此书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往往能改正前人的错误,提出自己的 新解,而且有根有据,不逞臆想.我们从该书中可以学得许多训诂学上的知 识,并且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关于训诂,我还要特别提出一部书,就是清代阮元编的《经籍纂诂》. 纂是编在一起,诂是解释;他把对古书的各种不同解释都编在一起,查检很 方便.这本书过去有很多版本,最近又有重印本. 以上所说关于古汉语方面的知识似乎太多了,但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 史却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有志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点是思维方法的训练.任何研究工作都是脑力劳动,因而一刻也离 不开思维.思维是有规律的,合于规律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因此, 科学研究工作的思维必须合于科学思维规律,否则就会成为胡思乱想. 这道理本来是容易懂的,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搞历史研究更是如 此.我看过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新奇的说法,仔细一看,原来是不按逻辑规 律得出的,连形式逻辑的规律都违背了.有的甚至于偷换概念,在论辨时先 把对方的论点歪曲了再加以反驳,实际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文不对题,再 不然就是歪曲事实,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理论也歪曲了,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论 证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只要你看穿了他的文章是违犯了逻辑规律的,它的错 误立即就会被揭穿.因此我说,搞历史研究必须懂得形式逻辑.这还不够, 还要懂得辩证逻辑.有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往往用形而上学的眼光, 而不是用辩证法去看问题.这根本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形而上学的 看法?就是把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看成一成不变的,或变动很少的.把理论也 看成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一句话说,就是"通之古今而不变,放 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这样的绝对真理,这点连马克思、 恩格斯自己都不承认. ① 他们往往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看成是彼此孤立的或 没有多大联系的.更多的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能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全面 地看;或把历史人物看成没有思想矛盾或始终一贯的,或评价历史人物,如 果他晚节不终,对这人便彻底否定,不管以前有多大的功绩也都一笔抹杀. 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坏.他们往往以今 论古,不考虑一切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是把今天的情况认为古来就是 如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之都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则与此相反,它要 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在不断变化之中,不能绝对化的,一切事物不仅有矛盾 而且会转化.研究问题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能用一个框框去套.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如把马克思主义 看成僵死的教条,那就根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总之,对初学来说,好好学 习辩证法,能善于运用辩证法是最要紧的,在这方面好好学习列宁的《谈谈 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和《邓小平文选》,我相 信是会大有好处的.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节 基础知识 关于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除了理论和古文之外,还要做些其他准备, 对于目录、校勘、年代、地理、职官、史讳等,都应掌握一定的知识,有比 较基本的了解.这些问题,本书不可能详细叙述,这要参看专书.我们在这 里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目录学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 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当代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顾颉刚先生也 说过,他们治史都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为什么前人如此注重目录学?因为要 研究历史,必须先要知道,前人有哪些历史著作或文章,哪些是必读的,哪 些是一般参考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书有什么不同的版 本,哪些版本是最好的,如此等等,这样你才能开始读书.一般读史是这样, 读专史、搞研究工作,更要这样. 目录学的书,过去初学常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书按经、史、 子、集四部分类,详列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等,翻检颇易.解放前范希 曾作《书目答问补正》,补收了一些原书未收和后出的书或版本,条理清楚, 初学者按图索骥,便可得读书门径.该书解放后有中华书局新印本.史学论 文方面的目录,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学论文索引》, 以及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年鉴》.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刘歆《七略》撰成的 《汉书·艺文志》.《七略》北宋时已亡佚,因此《汉书·艺文志》就成了 我们今天识别先秦古书与学派源流的必读书.《汉书·艺文志》把古籍分为 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但没有史学一类,史籍被分散 在有关的类目中,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 记》、《汉大年纪》被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高祖传》、《孝文传》 入于诸子略的儒家类.这种"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的现象,说明当时史籍还只是经书的分支.魏晋以后,史籍增多,逐渐出现 了四部分类法.唐代魏征主持编纂《隋书·经籍志》,正式定名为经、史、 子、集四大部类.直到清乾隆时编 《四库全书》仍按这四部分类,故名曰 "四库".《四库全书》编纂时,编者于每一书,对其作者、卷数、版本以及书 之源流及优缺点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放在每书之首;又汇集全部提要为单行 本,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大型的目录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十 八世纪以前的典籍,极有参考价值.近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 订正《提要》的讹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校勘学 校勘是根据古籍不同版本,比较文字异同,纠正错讹,恢复古 籍本来面目,和版本、目录学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的校勘学,常常是把版 本、目录、校勘、辨伪的工作一起来进行的. 我国古书的历史,最初写在竹木简上,后来写在帛上,再后写在纸上, 唐代才有雕版印刷.在长时期的传抄中,错字、错句、错简、重复、脱落、 添加等种种错误极多.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即皇家图书馆), 主要是搞校勘工作,当时叫做校雠.此后流传下来的书,绝大部分是他们校 过的.自有刻本之后,错误减少很多,但有的书由于校勘不精,错字错句仍 不少.另外,封建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对古籍中不利于他们统治 的内容加以删削、篡改.例如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曾下令,对明人 所刻书中所有违碍字样一律删削,或改变字句,于是原书面目就改观了.所 以古人读书很注重找好版本或专家校对过的版本.如《史记》,南宋黄善夫 本,明代震泽王氏的刻本是比较好的,清末张文虎又作了校正.中华书局印 的标点本《史记》,就是以张本为底本的. 校勘在古代很早就开始了.《吕氏春秋·察传篇》讲,子夏过卫,有人 读卫史"晋师三豕涉河",不懂,问子夏.子夏说:"三豕"是错字,应该 是"己亥".古时以干支记日,己亥是晋师过河的日子."亥"字的古文与 "豕"字形体差不多,亥被写成豕,是形近而讹."己"字为什么错成"三" 呢?容庚编的《殷墟卜辞》中有一条:"壬辰卜,大贞,翌己亥……",其中"己"字正作"三".甲骨刻辞多先刻横画,后刻竖画,此条忘刻了竖画, "己"就成了"三".大概卫人所见的史书,是刻在竹木简上的,所以和甲 骨文发生相同的错误. 又如《尚书·金縢篇》有"予仁若考能"一句,这里的"仁"字很有问 题.因为"仁"字这个概念在周初恐怕还未产生;到春秋时期,特别是经过 孔子的宣扬,才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学说.《史记》引这句话作"旦巧能", 没有"仁"字.可见此篇中的"仁"字是多余的字."考"字《鲁世家》作 "巧",二字古通."予若考能"同于"旦巧能".《史记》的记载可以订 正《金縢》的抄写之误. 《汉书·刘歆传》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于坏 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这段话肯定有错误.《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 太守,早卒."孔安国死得很早,不会在汉武帝晚年的天汉年间还活着.清 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在荀悦的《汉纪》里发现此段记事,在"孔 安国"后有一"家"字,问题才搞清楚.不是"孔安国献之",而是孔安国 的后人献之.一字之差,关系重大,于此可见校勘的重要性. 古书中类似的脱文、衍文、错讹、倒置现象非常之多.如贾谊《新书》 "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一句,有的刻本作"天下不振",多一"不"字, 与原义完全相反.又如,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 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 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 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 所以书幡信也."这段话中, "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二字应移"秦 隶书"之下.因为史书记载小篆是李斯作的,隶书是程邈作的,把这十二字 放在小篆之下,显然是错简.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 校勘学的基本知识,这样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才真实可靠. 校勘也不一定都用于古代书籍,无论古今,错字是会经常在书上碰到 的,我们看书时要有警惕性,不要认为凡是书上印的就一定是对的.在新印 的古书里,这种问题同样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辨别,善于看出印书的错 误,并设法找到旧的版本去对照更正,我们读书时对这种事要细心,稍一马 虎便会出错.举一个例子,陈援庵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一文里讲到敦煌出土文书中有西凉(东晋时李嵩 所建国)户籍残卷,记一人名"德,年廿一,驿子".今中华书局所印《敦 煌资料》,"驿子"误为"释子".陈先生说:"驿子"见《北齐书》卷一 《神武记》:"梗阳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据此,驿子即驿 卒,是担任驿站差役的士卒,故以力闻.今误作释子,则变成和尚了.当然, 象这样的校勘,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用这样高标准要求初学,这里只 是说明,在新印的书里,校勘的事也是不可忽略的.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先生在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为四种,这 里简单地讲一下: (1)对校:用一种年代更早或更好的版本和要校的本子两相对照,不 管对与不对,把不同之处都记在要校的本子上.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名 为对校. (2)本校:没有更好的本子,而就本书中不一致之处前后相校,发现 问题,名为本校. (3)它校:没有不同版本,或虽有不同版本但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用 其他书来校.如上文提到的用《史记》校《尚书·金縢》的"予仁若考能" 的"仁"字是衍文.《汉书·刘歆传》中"孔安国家献之"这句话中掉了个 "家"字,无论什么版本的《汉书》都没有这个字,阎若璩便用荀悦的《汉纪》来校正,补上这个"家"字,就是它校. (4)理校:上述几种条件都不具备,而又解释不通,只好从文理上去 考虑是否有错误,这叫理校.理校不能轻易用,很容易弄错.但是,学问广 博而又细心、对古籍真有研究的专家,往往用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成绩.举 一个例:北宋时编的《文苑英华》,是续《昭明文选》的,共一千卷.有个 叫彭叔夏的作了一本《文苑英华辨正》,专门考证、校勘《文苑英华》中的 错误.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引了《太祖皇帝实录》中的一句话:"兴衰治 之源."彭认为句中缺的一定是个"乱"字,但他未敢冒然添上.后来又遇 到个好的本子,才知道缺的是个"忽"字("在治忽",见于《尚书·益稷 篇》)."忽"与"乱"意思相近而程度比"乱"稍差.由此可见,理校不 可轻改古书.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生校过不少书,在遇到他认为是错字的,就注上 "某,当作某"而不改原字,说明古人校书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印书,有的 轻于改字,是不好的风气.此风盛于明朝,清朝人有这样一句讽刺的话: "明 人刻书而书亡."这虽然是夸张之辞,但它说明使人看不清原书面貌是明人 刻书的毛病.这个毛病现在还有,所以,我们今天在重印古书的时候,应该 注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要轻易改字.就是有证据也最好不改原字,而用 郑玄的办法做个小注就行了.至于成语、典故之类一望而知其误的,当然可 以改,情况不同,自当别论. 年代学 年代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事件没有 年代,就弄不清事件发生的先后,就无法了解它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古人很 重视纪年,但由于历代历法变更,纪年方法改变,干支前后重复,加以年代 久远,记载讹误缺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唯其如此,我们才应当 对年代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中国历史有可靠记载的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开始 的.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即始于此年.现在 我们看史书,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个朝代的年代,大都是史家推算出来的, 各家说法并不一致,尚无定论.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依据 天文历法、地下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推算会越来越趋于准确. 中国历史纪年有如下特点: 一,从西周共和元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前,一般是以王公即位的年次 纪年,有年数而无年号,如:周宣王元年、鲁襄公四年之类.一般每一王公 即位就改换一次纪元,只有个别中途改元.金文则只有"唯王*祀"或"唯王**年",并无某王的谥.这样就给古代史的年代学带来很大的困难.现 在人们写年表,用公元相参照,就方便多了.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 元年上书"庚申",乃东晋人徐广所增.古人以干支纪日,没有用干支纪年 的.干支纪年始于后汉章帝改历时,钱大昕曾论及 ① ,有人说干支纪年始于共 和元年庚申,那是大错. 二,古代帝王无年号,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使用年号 ② ,一般每个帝王 即位的次年即改用一个新的年号,许多帝王在位时也常常因故改元,改元即 改用新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位 45 年改了 11 个年号;唐高宗在位 35 年,用了14 个年号;武则天在位 21 年,用了 17 个年号.明清两朝则是一帝一个年 号.明太祖朱元璋制,令子孙每个皇帝只能用一个年号.清沿明制,所以明 清人们常常用年号来称谓皇帝,如万历、崇祯、乾隆等.实际上万历是明神 宗朱翊钧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乾隆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 封建社会里,按帝王的年号纪年,是"奉正朔"的表示,用哪个帝王的 年号,即表示服从哪个王朝.封建统治者改元建号,自己说是"顺天命"、 "奉天承运",要求一切服属于他的地方和人民都奉行他的正朔.然而许多 农民起义领袖就不承认封建帝王的正朔,而用自己的年号纪年.此外,历史 上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政权也常自立年号纪年,因此,历史上的年 号是很多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如五代十国的吴越,一方面承认中原政 权的年号,一方面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自立年号.又如明末遗民不承认清 政权,纪年不用清朝年号而只用干支,而清初的一些文人为了讨好清朝,在 明朝还未亡时就改用清年号.这些在年号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政治立场 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历代纪年的工具书,古人的著作不是亡佚了,就是不适用.今人著 作有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万国鼎的 《中国历代纪年表》、荣孟源的 《中 国历史纪年》,都用中西历对照,便于参考.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 简表》,简便适用,惟先秦部分错误遗漏之处不少,使用时应注意. 年代学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历法. 相传我国夏、商、周三代,曾用过三种不同的历法:夏代以建寅之月, 即今农历的正月为正月,名为夏正;殷代以建丑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二月为 正月,名为殷正;周代以建子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名为周正. 这就是从古相传的"三正"说.对于这个传统的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我 们认为"三正"可能不是指三个朝代的历法,而是指三处不同地方的人民使 用的历法.秦以后,除秦朝和汉初以建亥之月,即今农历的十月为岁首,王 莽以建丑之月为岁首, 武则天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外, 其余朝代均是用夏历 (亦 即夏正),又名农历.直到今天,民间实际上仍用的夏历,不过改岁首为春 节罢了. 我国历法的特点是一种阴阳历,不是单纯的阴历.所谓阴阳历就是一方 ① 详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十二诸侯年表条. ② 一般认为年号始于武帝"建元",但真正年号则始于"元狩",其前之"建元"、"元光"乃追记嘉号, 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 面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回归年的天数(365 日5时48 分46 秒)为一年和 二十四节气的根据;一方面又以月亮绕行地球一周,即朔望月的天数(平均 29.5 日)为一月的根据.这样可以使每月的朔日必在初一,望日必在十五或 十六.但是,12 个月的总天数只有 354 日,比回归年的天数少 11 天.于是 我们的祖先就用闰月来补足这个差数,调整阴阳历年月之间的差距.闰月, 古代多安排在一年之后(名为"年终置闰"),所以甲骨文里常常有"十三 月"、"十四月" ① 的记载.汉初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称闰月为"后 九月".汉武帝太初元年改行《太初历》,把闰月分散在各个月份之后(名为"年中置闰").清代颁布《时宪历》后,规定不再有闰正月和闰十二月. 懂得各代历法的差别,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好处的.比如《史记·秦楚之 际月表》说:陈涉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起兵,到二世二年十二月,陈涉亡.乍 一看,陈涉起义是持续了一年半,然而实际上只有半年.因为秦以夏历十月 为岁首,陈涉于二世元年七月起兵,二世元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加上 二世二年的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一共六个月.如果不懂历法,就会误解 为一年半了. 现在我们通常用中西历对照来给历史事件纪年,这是很方便的.西历公 元元年当汉平帝元始元年.如果你要了解历史上的事件发生在西历多少年, 可查上述各种年表. 与历法相关的问题是干支.干支的发明和运用,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 一大特点.我国古代以干支纪日,但不用以纪年.现在发现的甲骨文、金文 和古文献中,都用干支来纪日.办法是以 10 个天干,即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和12 个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互相配合,以60 为一周,周而复始.后汉章帝元和二年改 定历法,才开始用干支纪年.目前,确定中国历史上的历法、干支、年号搭 配关系的工具书,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最为适用,为史学工作者的案 头必备书. 古人还经常用岁阳、岁阴作为干支的代名词.如《楚辞·离骚》屈原说 自己"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摄提,即摄提格.古人把天宫划 为12 等分,以十二支来命名,名为十二次.以岁星(木星)在天空运转时所 在的方位来纪年.岁星在寅,叫摄提格.孟陬,即孟春正月.夏历正月建寅, 称陬月.庚寅,是屈原降生的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生在摄提格(寅) 之年,孟春正月的庚寅这一天,亦即于寅年寅月寅日降生 ① ,时当公元前 340 年左右.古史以岁阳(干)岁阴(支)纪年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比如壬寅年,《通鉴》即写作"玄黓摄提格",用岁阳、岁阴纪年以代干支. 这些名词复杂、古怪,不便于记忆,所以史书很少用它.关于岁阳、岁阴的 名称,可查《尔雅·释天》.现在的辞书,如《辞海》,亦可查到.这种已 废不用的名词,可不必去记它. 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亦称沿革地理,它不是以现今地理,而是以过去的 地理为研究对象.所谓过去的地理,主要不是指气候、地震等自然现象,而①研究殷代历法者往往强调殷历有十四月,实有可疑.据甲骨文专家说,十四月只见两条,一条是摹本, 多出的一画并非真是一画,十四月仍应看作十三月.另一条尚未发现问题,这样,"十四月"在几万片甲 骨中变成孤证,会不会是契刻之误呢? ① 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此处用一般的说法. 是指历代疆域、行政区划的沿革,封国、都邑的兴衰与变动,民族的迁移, 交通的变迁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按四部分类,古代所有的 地理著作都属于史部,一般正史也都有"地理志",或称"郡国志",而且 兼载前代地理的内容.由于地名变化太大,往往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如 无这种基本知识,就会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所以历史地理的知识,对于史 学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以行政区域的变革为例,我们现在以省和自治区为一级行政区划;但在 历史上,一级区域却有州、郡、道、路、行省等各种不同的制度和名目.具 体一点说,周代,王畿之外是诸侯国;秦统一六国后,改诸侯封国为郡县, 郡是一级行政区划.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咸阳附近名为内史,内 史以外设 41 个郡; 西汉, 郡以上另设州刺史部, 都城长安周围设司隶校尉部, 其他各地设 13 州,即冀州、幽州、并州、朔方、凉州、益州、交州、荆州、 扬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这还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和一些少数民族聚 居的区域.西汉以后,州的辖境逐渐缩小.到唐,州上设道,有关内道、河 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 道;宋代改道为路.元丰间(公元 1078—1085)共有 23 路,即京东东路、 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路、秦风路、 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成都路、樟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 路.唐宋的道、路都不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元代在路上设行省.都 城大都(今北京)附近设中书省,中书省外设 11 个行中书省,即岭北、辽阳、 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明代改中书省 为直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民间一般还称省).当时有南北两京(即今南 京和北京),因此有南北两个直隶省.13 个布政使司是: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清代都 北京,保留明代北直隶,取消南直隶.清后期共 23 个省,直隶外,有奉天、 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原隶福建,光绪十一年改行省)、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新疆.此外,还有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几个地 区.一级行政区划的沿革就这么复杂,二级、三级、四级的变动就可想而知 了. 历史地名的沿革和变化,对考究史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些地名是一 定时期的特称,如郦道元为之作注的《水经》,历来相传是东汉人桑钦所著, 而清人根据《水经》上把"广汉""晋宁"写成"广魏""魏宁",认为是 三国时魏人所作.因为"广魏""魏宁"是三国时的特称,非东汉所有.清 朝钱大昕是善于用官制、地名考证历史年代的史家,他发现《晋书·地理志》 "侨州"上加"南"多字,如"南豫州""南兖州"之类,觉得不对,因为 我国州郡同名而分南北是南朝刘宋以后才有的事.东晋之初,北方的地主官 僚南迁,用原来在北方的住地名称称新居之地,在江淮间侨置徐州、兖州、 青州等"侨州郡".南朝宋刘裕灭南燕,收复原来的青州、徐州等故土,乃 称北青州、北徐州等.侨立州郡仍沿其名而不称南.永初(公元 420 年)之后,刘裕下诏除北加南,即除去北青州、北徐州等地名的"北"字,而在南 方侨置州郡之前加"南"字,于是才有了"南青州"、"南徐州"等名称, 所以,《晋书·地理志》侨州加南字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 呢?原来,今《晋书·地理志》修成较晚,是唐太宗令房玄龄等官修的.刘 宋时代虽晚于晋,但《宋书》修成较早,南朝梁时即告成.《宋书·州郡志》 载侨州有南字,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人修《晋书》,废以前十八家 的《晋书》,其《地理志》全抄《宋书·州郡志》,"史家昧于地理","不 识限断",结果前代之史误用了后代的地名,闹了笑话,造成混乱.以此也 可以看出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我国古代都邑变迁、水道改流的变化十分剧烈,以黄河改道为例,传说 自公元前 602 年(周定王五年)开始,黄河频繁改道,历史上较大改道 26 次,小改道不知有多少次.黄河改道涉及的范围,波及自河南荥阳、武涉以 北的华北平原大部,最北从天津附近入海,最南则夺淮入海,后来又由淮河 南入于长江,再入于海.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能不知道的. 所幸,我国古代关于历史地理的著作甚多,从《禹贡》开始,到《史记·河 渠书》、《汉书·地理志》,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重要的地理书. 尤其是《水经注》,作者以水道为线索,对东汉郡县的地理位置、建置情况、 沿革情况以及周、秦、汉、魏等历朝故都乃至宫阙、苑囿、官署、仓储、城 市布局、街市规模、陵墓遗迹等都有不少叙述.我国地图绘制也出现得比较 早,战国时代已有地图的应用.秦并六国,把列国律令图书集中于咸阳.刘 邦入关,萧何独先入宫,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973 年,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了绘在缣帛上的军事地图.到宋代,地图开始多样化,出现了木刻 或石刻地图.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人作的地理书专著,现存的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 寰宇记》、 《元丰九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清代嘉庆时重修的《清 一统志》等书.此外还有大量的各地方志书,它们不仅是地理书,而且是一 个地方的无所不包的史书,是应当探索的资料宝库. 清代研究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很多,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 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都是很好的参 考书.解放后,我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已成为一门包括 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内的独立学科,有很多精辟的著作问世,同时,还出 版了一整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职官 官制是国家政权性质的反映,也是国家机器结构的具体表现形 式.我们在阅读古书和研究古史时,经常会遇到职官的问题.但是,我国古 代的官制源远流长,历朝建置纷异,甚至一朝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其间因 革损益,极其复杂,很容易弄错.因此,虽然二十四史大多有记述官制的专 志,而且《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以及历代的《会要》也 都有专章考述历代职官的流变,但要掌握历代职官的性质和变迁并不是容易 的事.为了读通古书,做好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对古代职官制度的产生、演变、消亡的过程及每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对中央职官机构,地方、边区的主 要职官,以及历朝有关职官的爵位、品秩、俸禄、考课、致仕等问题,有一 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很容易出错误. 例如,有人看到《左传》定公十年有"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 孔丘相"的记载,就说孔子当过鲁国的宰相.其实这里的"相",是傧相、 赞礼的意思,并不是宰相.春秋时,各国多无"相"的名称,最高执政官的 名称各国都不一样.鲁国没有相,执政的是孟孙、叔孙、季孙三卿;齐国是 国、高二卿,齐桓公用管仲执国柄,但管仲只是下卿,位在国、高之下,并无"相"名;宋国有六卿,秉国政的是左师和右师;楚国掌全国军政大权的 是令尹;晋国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帅,不仅统率三军,而且管理民事, 如晋灵公时的中军帅赵盾,就曾颁布过一系列冶国法令.相的名称最早见于 齐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置左右相.入战国后,各国或设相,或有相而无相 名.如史称苏秦佩六国相印,即是有名无实.史称"商鞅相秦",其实商鞅 时秦尚无相职,他的最高职务是大良造.秦武王二年初置相,分为左右相. 到战国末期,秦国才有"相邦"(即相国),如吕不韦曾为秦相邦.始皇即 帝位,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共掌中央政权.汉初承秦制,设丞 相、太尉、御史大夫.汉武帝时,大权在皇帝手里,丞相形同虚设,没有实 权.其后,霍光辅佐昭帝,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事实上的宰相.西 汉末年,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号称 "三公",实无相权.东汉光武时,三公位仍极尊,却已只是荣誉职务,不掌相 权,尚书台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其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魏晋以 后,因尚书台权力过大,另设中书、门下二省,于是三省首长同为宰相,共 议国政.到唐初,大权在尚书省,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后来,皇帝为 了不使三省长官握有重权,规定三省长官必须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 "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衔,才能参与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三省长官 只存空名.宋初,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号称"两府",但真正的宰相必须加 "同平章事"衔,副相称为"参知政事".元丰改制后,以尚书省的左仆射 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作为宰相.徽宗时,又把左、右仆射改称 为太宰、少宰.高宗时,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 郎为参知政事.孝宗时,又改称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可见宋代的官职 并无一定名称.元代的政务中枢是中书省,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左、右丞相 则是其下属官员.明初沿用元制,一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后又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以翰林 院官员加殿阁大学士衔,参与大政,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 席辅臣称为"首辅".清初袭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总揽朝政,军机大 臣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中国古代官制的复杂性、多变性,于宰相一职即可见 其一斑.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就会如坠五里雾中. 古代官制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职守范围不严,职别分类粗疏.如《周礼》 说西周官制,冢宰为六卿之长,每卿属官各 60,共360 官,分工极其细密, 完全不符合史实.比如《周礼》地官司徒是掌理教育、赋税、产殖等事务之 官,但是《舀壶》铭文有"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的记载,可见司 土(徒)管理成周八师的军队;《舀鼎》又说王命舀"更乃祖考司卜事", 说明司徒还管理卜事;《簋》说"王曰,命女作司土,官司藉田",则 又管理王的藉田;《免簠》说"命免作司土,司奠还眔吴眔牧",则又管 理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和畜牧官等.再如《周礼》冬官司空(此章已亡), 是管理工程之官,而《扬簋》铭文却有:"扬,作司工,官司田甸、眔司 居、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司"的记载.足见司工(空)不仅可管理田甸、 司居、司刍等官,还可以管理"司寇"之官,而司寇在《周礼》中是与司空 平起平坐的,同为六卿之一,职掌刑杀.从金文诸例看,西周的官职并无一 定. 这种职守不清的情况,直到秦汉时代还存在.例如汉代的大司农,是国 家财务总管,但又兼管仓储、水利、货运乃至各种官卖事业;中尉(执金吾) 是管治安的,可是也管造船;太常是主管祭祀的官,但又管医药,等等.如 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特点,就非上《周礼》的当不可. 前面我们以宰相为例,说明同一职务在不同朝代职名歧异.同样,同一 职名在不同朝代,职守又不尽相同.例如,汉代的司徒、司马、司空号称 "三公",地位极高,但在西周时却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据1975 年在陕西岐山县 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记载,裘卫等贵族在一块土地的交易达成协议之后,命 令司土、司马、司空去办理,可见他们职务不高,这与《尚书·立政》所见 是相同的.《立政》中司徒、司马、司空列在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等职之后.可见时代不同,同名的职官,其地位权力会 有很大差异. 以上为中央官制的大概. 关于地方官制.先秦时期,各国实行封建割据,一国之中只有封君的采 邑,没有地方行政官.晋国虽有县郡大夫之名,但仍是采邑性质,而不是行 政单位,不可混同.自秦统一后,才于全国设郡县,为地方行政区域.以后 历代相承,都实行郡县制,只有在特殊时期有例外,如汉初封国与郡县并行, 景帝开始削藩,逐渐归于统一.历代鉴于分封割据,尾大不掉,故封王只衣 租食税,有名无实.唐代安史乱后,河北各地形成藩镇,拥兵自立,形成割 据,这都是特殊情形,并非制度. 有时甚至同一官名在同一时代,因地区不同,职权相差也很大.例如春 秋时的太宰,在吴国相当于相,伯州犁之孙嚭就曾担任吴之太宰,掌国政. 楚国也有太宰之职,伯州犁、子商、薳启疆、犯等都当过太宰,但他们都是 楚相令尹的下属官员.郑国的太宰也不是相,《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 太宰石作为良霄的副手出使楚国.宋国的太宰位在六卿之后,地位也不高. 所以绝对不能一看到太宰二字就统统认作宰相. 有些地区偏离中原,不仅文化独特,而且官制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地 方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是如此.楚国的最高武官称柱国,与令尹分 掌文武大权,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为司败或名廷理,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司寇; 掌管百工技艺的官称为工尹或工正.屈原曾当过"三闾大夫",其职掌是负 责楚王族中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还有许多以"尹"为名的官,如芋 尹、陵尹、清尹、连尹、卜尹、乐尹、门尹、宫厩尹等等,中原各国,这种 官不称尹,而称正. 秦以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郡置守、卫、监,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 县则有令、长,为一县之首,又有丞、尉,为其副手,分管政务和治安.郡、 县下又分设曹、掾等吏.汉的郡守称太守.武帝时,全国又分为 13 个监察区, 称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后改为州牧),汉末始变为行政区,在郡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刺史多掌兵权.隋唐间,州、郡设置无常,县的行政长官统 称令.宋代派中央官员出掌县政,称"知某某县"(简称知县)"知某某州" (简称知州).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机关,于地方则置行中书省.明初 沿袭元制,后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清代 省级长官称巡抚,几省之上又设总督,主要管军事,位在巡抚上.明清省下 分为数道,道下有府、州、县.府、州、县的长官分别称为知府、知州、知 县等. 以上是秦至明清中央和地方官制最简单的轮廓.实际上,各朝代中枢或 地方上的官吏建置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初学历史时,不能不对它有一个基本 的了解. 历代统治阶级又把众多的僚属官员,按职秩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品阶,这 就使古代职官制度更趋复杂.常见的职官阶级分类,有品、阶、勋、爵等项 制度. 品:汉代以俸禄多寡作为品秩高低的标志.如:三公万石,九卿中(满) 二千石,州牧太守二千石.曹魏则以职官高低把官吏分为九品.北魏到唐宋, 九品又分正从,四品以下,每品又分上下,一共九品三十阶.元、明、清沿 用九品之制,每品分正从,共九品十八阶. 阶:隋唐对官员一般授有"散官"和"职事官"两种官号.散官的品秩 称号,称为阶,又称阶官,实际上只表示官员的等级,并非官职.例如,唐 文官散阶:从一品称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称特进,从二品称光禄大夫等等. 唐代一个官员某一时期的阶官和所任的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相同.阶官高于 职事官的,在职事官前加"行"字,阶官低于职事官的,加"守"或"试" 字,以示区别. 宋代散官称寄禄官.明清官阶和职事一般相符,但亦可特授较高级的阶 官. 勋:唐时在某些散官官号之前又加酬赏军功的勋号,称为勋或勋官.勋 官有十二级(称转),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等等.后代沿袭唐 制,品级略有更改.清代则勋爵合一. 爵: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汉代的封爵,实际上只有 王、侯二等.汉初异姓也封王,后来"非刘氏不王",王成为皇子特有的封 爵,异姓受封者通称列侯.三国以后,历代封爵有所变更,但同姓封王,异 姓封公、侯、伯、子、男,却成了一般的定爵(个别异姓也封王,如唐郭子 仪封汾阳王).明清以后,皇室封爵和异姓封爵又有很大变化,这些就不再 细说. 总之,我国古代官制极其复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会大量遇到这类问 题,清人陈芳绩著《历代职官表》可以参考.如果想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则 还要作专门的学习. 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臣下对君主或 尊长的名字、或与君长名字相同的字音,都不能直接称呼,而不得不改用其 他称呼,这就叫避讳.讳,指那些臣下不得直接称呼的名字.避,就是回避, 躲开. 避讳反映到古籍记载方面,给史书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混乱,研究中国历 史的人,对此不能不严加注意. 史籍中的避讳,有下列几种情况: 1,改字.即在史书中遇君长之名或君长之名的谐音字,用其它的义近 字来代替.这种避讳方法始于秦汉,历代沿用不废. 例如,秦始皇名政,政、正同音,《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即改正月为 端月.汉高祖名刘邦,班固《汉书·食货志》引《尚书·皋陶谟》"万邦作 乂",改邦为国.文帝名恒,改恒山为常山,改田恒为田常.景帝名启,改 微子启为微子开.武帝名彻,改蒯彻为蒯通.明帝名庄,改庄助为严助, 《汉书·叙传》改"贵老庄之术"为"贵老严之术".又如晋文帝讳昭,改汉王 昭君为王明君.如此之类极多,稍不注意,即会犯错. 如六朝古都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建都建业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 改名建康.三国曹魏时的重镇邺,改名为临漳. 唐高祖李渊之祖名虎、父名晒,唐人修撰八史(《晋书》、《梁书》、 《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凡干支纪年的丙字,都写作景.《晋史》中不称刘渊,改称其字元海,为避 李渊讳;不称石虎,改称其字季龙,为避李虎讳.唐太宗名世民,改《世本》 为《系本》,改古书的"世"字为"代".太宗令:"二名不偏讳",只避 一字,但唐人并不完全遵守这个原则.高宗讳治,古书中 "治"字改为 "理". 中宗讳显,改中宗年号显庆为明庆.玄宗讳隆基,改高宗年号永隆为永祟. 清人避讳甚严,犯者得重罪,一般采用改字法,如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称郑 玄为郑康成,或用上讳二字代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2,空字.即将应避之字空而不书,或写作"某",或写作"讳字. 例如,《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某即汉景帝刘启. 《说文解字》对安帝以上的东汉皇帝的名字,都避而不书,仅作 "上讳" 二字占其位置,更不释形义.《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亦仅书"讳"字, 如不仔细揣摩,便摸不着头脑. 空字避讳,如唐人撰《隋书》,为避李世民讳,把王世充写作"王充", 极易与汉王充混淆. 3,缺笔.对所避讳的字略去最后一笔不写,宋人避讳多采此法.我们 在宋版古书中见到的 (胤)、 (恒)等字,即属于这一类. 以上介绍的避讳,属于"国讳".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还避"家讳", 即为其父、祖的名字避讳.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因此,司马迁写 信或著《史记》遇到名谈的人,就以"同"字代之,如他写的《报任安书》: "同子参乘,爰丝变色",同子即指赵谈;《赵世家》的张孟同,就是《战 国策》的张孟谈. 古籍中的避讳,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障碍.不过,掌握了避讳的方法和规 律,对校勘书的版本和考证人物事件的时代,又很有帮助.因为,不同的朝 代,避讳的人名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古籍版本或人物、事件活动的上限. 这些,我们已在校勘一节讲过,不再重复. 介绍避讳方法和规律的书,以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最为精辟,该书 内容丰富,条分缕析,为研究史学所必读. 第三节 辅助科学 辅助科学是指那些本身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对历史学研究起着重要的 辅助作用,因而成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如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 如果研究专门史,还需要专门科学,如搞经济史,必须懂经济学,搞数学史, 必须懂数学,搞医学史,必须懂医学,这些就不在这里谈了. 考古学 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和重要,因为它给历史研究 提供地下埋藏的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能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当然,考 古材料不限于地下出土的东西,地面上的古迹或石窟之类也属于考古范围. 不论地下或地上的古迹、古物,最后都要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 作用,体现考古学的价值.这样看来,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不 为过分. 在旧社会里,我们没有真正的考古学,有的只是金石学或古器物学,它 源于宋代,著录金石器物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 描绘古器物图象的有《宣和博古图》,摹写铭文的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 器款识》等书.到清代,研究古物之风更盛,乾隆时,有《西清古鉴》等书 问世.清代后期古董商与盗墓贼相勾结,在陕西、河南间大事盗掘古墓,出 土大量器物,于是有些文人专以收藏古器物为事,也印了一些图录,如《澂 秋馆吉金图》、《愙斋集古录》、《小校经阁金文》、《三代吉金文存》等, 有人则考释铭文,建立了古文字学,他们在这些方面是很有成绩的. 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我国才有了真正的考古学,即用科学方法从事地 下发掘工作.此时考古学的主要成就是史前考古学的确立.由后来属于中国 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主持,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发掘出的北 京猿人头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距今约 50 万年.这一发现开 辟了我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天地,震动了全世界.继之在同一 地点又发现的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 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继发现,也为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考古学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如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方 面,发现了元谋人(云南元谋县)、蓝田人(陕西蓝田县)、丁村人(山西 襄汾县)等.北京猿人遗址又有新的收获.在新石器文化方面,在华北,发 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文化(主要遗址在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早于龙 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主要遗址在山东泰安县大汶口镇);发现了属于仰韶 文化的半坡村(陕西西安市东)遗址等许多重要遗址,对于仰韶文化有了比 较深入的认识.在北方,最重要的发现是红山文化(在辽宁与内蒙古之间). 在江南,最主要的新石器遗址是河姆渡文化(在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与良 渚文化(在杭州郊区)等遗址.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了我国史前史的科学内 容,它完全扫除了过去讲三代以前的历史只讲些神话传说的不科学的讲法. 殷墟的不断发掘,大批甲骨出土和断代研究的深入,不仅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是确实的,而且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 稍后,各地陆续发现了周代的甲骨,主要是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为甲骨 学和西周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金文方面,西周青铜器在陕西出土最多, 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之日是甲子.成王时期的《何尊》记 载着成王五年迁居于成周,可补史书的不足.《令彝》记载着成王命周公之 子明保主持国事;共王时期的《卫盉》、《卫鼎》记载着西周贵族以土地作 交易. 《墙盘》记载着微氏族自殷来降武王的历史,歌颂武王至穆王的功德. 《匜》记载着一件诉讼案件,证明西周统治者对于反抗他们的人加以各种 刑罚,可与《尚书·吕刑》相印证;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矢簋》记载着周 王赏赐宜侯矢土地、人民、弓矢等,封于宜,是西周早期的器皿.在湖北随 县出土的春秋后期的曾侯乙编钟,制作极精,为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极有价值 的材料.关于战国时期的最重要的铜器,要推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中山王壶 及鼎,可补中山国史事甚多,并可看出战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受华夏族影响的 程度之深,他们不仅使用汉字,而且能铸造极精美的铜器. 此外,建国以来最著名的几项发掘,有马王堆汉初墓葬出土的保存很好 的女尸和帛画、帛书、丝织品等.女尸不仅外形完整,内脏也是完整的,证 明当时我国防腐技术之高,是全世界所未见的(后来,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 中也发现一个保存很好的男尸).帛书中有《老子》和其它佚书,都是非常 宝贵的.丝织品之精美绝伦,说明我国的纺织技术是当时全世界所没有的. 最后,应当提出,轰动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用具体生动的数千 个兵马俑体现始皇的武力和权威,使2000 多年后的我们,还能据此想象出当 时这个专制皇帝的不可一世.但这只是始皇墓的外围地区,将来始皇墓完全 掘开之后,可以想到还会有更多更惊人的场面出现. 以上所举数例,只是我国考古学在本世纪内的巨大收获,它对于历史学 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其详细、完备的成绩,可看考古研究所编 辑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 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原是文字学的一支, 但其对历史学研究的贡献则远 非一般文字学所能比.文字学旧称小学,以《说文解字》为教本,而其所收 集和解说的文字是秦李斯所创的小篆.虽书中也有籀文,即大篆,但与我们 所见的金文往往不合.它所谓古文,据说出自孔府壁中书,但其笔画往往与 金文相异.它是不是真的出于孔壁,也令人怀疑.自甲骨文被发现后,为古 文字学开辟一新天地,大量殷周铜器出土,金文日益增多,于是古文字学应 运而生.而竹简、帛书等被发现后,战国和秦汉间的文字也进入古文字学的 研究范围. 古文字可以说是小篆以前和以外的文字.虽说宋代已有金文的考释工 作,但古文字学突飞猛进,以附庸而为大国,则是清末以来的事,近年来它 的发展更快.甲骨文字之被发现,更为此学增加了新内容.它的研究为历史 学的史料与考证等方面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方面,可以举出几个例子,以 见一斑. 殷代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对殷商历史的叙述基本可信. 王国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 《续考》,考出自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先公以及他们和北方有易小国的 关系,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所书殷先公先王的称号的错误.对于殷王 室的传位、祭祀制度,殷代的地理等都有自己的见解,为后人研究殷人的历 史与文化打开一条道路.继之而起的有董作宾,他利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在安阳的发掘所得的大量资料,作出甲骨文的断代研究,确实是划 时代的创作,为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奉为圭臬. 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的研究成绩很大,周原甲骨的发现,把甲骨文的 研究和历史的关系从殷代延长到周代,将来可能有更多的新发现,将推动周 史的研究向前发展. 在金文方面,郭沫若的研究贡献最大.他的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和《金文丛考》不仅为研究金文的人提供了完备的资料,而且指示新的研究 方法.他的《大系图录考释》对西周的金文是按时代编次的,对春秋战国的 金文是按国别编次的,这是很明智的编辑方法.金文断代是不容易的,以前 的金文书都不敢用这个办法.郭老以他深邃的目光,从图象和文字两方面探 索出西周各器的年代,而编次各器物,为后学立一个规范.其断代与文字考 释虽不无可商之处,但是我认为他为金文断代研究打下基础,而文字考释能 提出个人的见解,也是值得推崇的.在这方面他是继王国维之后,在金文研 究上最有成绩的学者.近年来西周铜器出土越来越多,为历史研究提出前人 所未见的新材料,扩大了周史研究的领域. 汉简、 秦简之先后出土, 对于战国至汉初的古文字的研究非常重要. 1908 年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石室中盗出很多古物,其中有很多汉代木简.1913 年 法国人伯希和加以考释,印书行世.王国维又据之作《流沙坠简》.1913 年 我国考古学家在甘肃北部居延海附近得到大量汉简,劳干作《居延汉简考 释》.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居延获大量汉简.此外,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 中出土的大批竹简,多是古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周秦诸子 的残本.这两部兵法的出现否定了过去有人以为今本《孙子兵法》是孙膑所 作的猜测.此外还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存的我国最早的古代历 谱,在历法史上有重大价值.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三本九篇《仪礼》简,与 今本的编次、文句有不同处,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提供第一手资料.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为研究战国后期泰国历史法律 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其中的《编年记》是自秦昭王元年至始皇 三十年的 90 年间的编年史,对于研究秦国的制度、历法非常重要.至于各种 秦律,为研究秦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各方面,都提出了为前人所不 知的非常宝贵的资料,对古史研究有重大价值. 除竹木简之外,还有《侯马盟书》、《鄂君启节》之类的发现.以上都 是战国和秦汉之际古文字的研究上很重要的发现. 古文字的研究往往能纠正史书上的错误,填补史书上的遗漏或使古书中 不易了解的字句得到正确的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在以下论史料、论考证的 各章中再举例说明. 民族学和民俗学 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对象,是 研究现代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状况,又名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是民族学 的一个分支,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民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现代的民 族学和民俗学,一般着重对文化落后的民族进行研究.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 规律,他们的今天,往往就是一些民族的昨天或前天.他们现在的社会生活、 家庭生活、婚姻制度、宗教信仰,往往可以从某些民族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得 到印证.正因为如此,现在一些后进民族的制度风俗,往往被历史学家看作 是"活的化石",他们可以从古代文献记载和"活化石"的比较对照之中, 通过历史的逆向研究,对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全面而 深刻的了解. 大家熟知的例子,美国的摩尔根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从他们的亲 属称谓入手,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早期 的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的发展规律.他写的《古代社会》,被恩格斯评价 为"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 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马恩全集》第36 卷第 112 页).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 《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使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阐述.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作为"活化石",也是千姿 百态、丰富多彩的.过去,对于古代的一些传说,譬如结绳记事,钻木取火 等等,光靠书本记载,往往是不容易弄清楚的.可是民族学工作者到有关民 族地区实际调查,就可以亲眼看到.其它如一些古代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 宗教巫术等,还往往以类似的形式保留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譬如从云南永 宁纳西族盛行的"阿注"婚,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独 龙族的家庭公社还停留在共产制的家庭公社中;从东北鄂伦春、云南的傈僳 族以熊、虎、羊、鼠作为氏族图腾,我们可以联想到《诗·商颂》中的"天 命玄鸟,降而生商"和神话传说中黄帝驱熊、罴、虎、豹,跟蚩尤作战等等. 民族学的材料使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进了一大步.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制度、典礼风俗,可以使我们弄清楚一些历 史记载不清或争论不休的大的历史问题.譬如我国西周的土地制度,古代虽 有不少"一夫受田百亩"和"井田"的记载,但受田的方式如何?井田制的 形式究竟怎样?历来众说纷纭.现在,不少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 欧封建化过程的论述和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前的土地状况,来探讨这些问题. 马克思曾就多瑙河诸公国的例子讲过家庭公社演变为贵族的封建领地,自由 农民变成农奴的封建化过程.恩格斯也论述过日耳曼马克公社的自由农民怎 样变成了封建领主之下的农奴.他们说: 那些地方原来的生产方式是以共有制为基础的……土地一部分当作自 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去耕作,一部分当作公田由他们共同体去耕 作.……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在公地 上从事的劳动也被他们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的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 们替公地盗占者做的徭役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论》第1卷第268—269 页). 这些人们(按指日耳曼各部落)从12 世纪以后,就在领主的土地上, 以村落的形式定居下来,……每一个都分到了家宅和庭园,在村有地中有他 们的份地,份地的大小全都相等,……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领主的,移住者对 于领主必须世世代代提供一定的地租和力役…… (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 第168 页)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解放前的土地制度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解放前, 西双版纳傣族的最高首领叫"召片领",意即"广大土地之王".那里的全 部土地归他所有.在傣族的村社中,有一种名义上属村社所有,但已被"召 片领"完全占领的"寨公田"."召片领"把"寨公田"分给村社农民,使 农民都有一块自己的份地.但村社农民有了这块份地,就必须用自己的耕牛 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田地,交纳全部收获物.份地归自己耕种,收获 物属于自己所有,不再向领主交纳地租. 根据这些情况,不少人推测,上述农民从领主那里分到的份地,很可能 就类同古代文献上说的"一夫受田百亩"的田;而耕种份地,就必须为领主 提供地租和力役,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私田,又很象古文献说的"公事毕然 后敢治私事"的井田制.这些例子,虽然从年代上与周代相差甚远,但是从 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自耕农民转变为领主的农奴和隶 农这一共同的历史进程上,却有相当的共同性和规律性.当然,这些推测正 确与否,大家还在讨论.不过,就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来说,确比空泛 的立论生动、活泼、实际得多.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譬如关于周代"藉田"的问题,文献讲"王治农于 藉","藉田"之时,"王耕一坺,(公、卿、大夫)班三之,庶人终于千 亩".周王立春时象征性的参加一次劳动,公卿大臣作些形式上的表演,民 族学里也可以找到不少的证据.我国海南岛黎族一部分地区解放前还保留着 一种"合亩"制,每到举行耕田仪式时,合亩的"俄布笼"(家长)主持仪 式,先作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这大概就是文献讲的"王一坺",最终的 劳动,当然还是农民去完成.这种藉田仪式,很可能是氏族社会氏族长主持 耕田仪式的保留.当时氏族长都参加劳动,以后他们脱离了劳动,但还要参 加仪式,于是就变成了"藉田"礼.历代帝王都照此办法举行"藉礼",说是"劝农",实际上不过是虚伪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已. 我国民族学家对大、小凉山等地彝族社会的调查研究,成绩突出.根据 他们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解放前彝族社会是奴隶社会,但是这里的奴隶分 为四等,上级的奴隶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也可以使用奴隶 作为他们的下级.这样的奴隶制显然是东方家庭奴隶型的,和古希腊、罗马 的劳动奴隶制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国古代曾有奴隶社会的阶段的话,从彝 族的奴隶制可以得到启发,能认识到它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不可混为 一谈的. 我国老一代的史学家非常重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郭沫若的《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史;吕振 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的原始社会史, 都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现在,国外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发展很快,我国 自1956 年开始全国性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就调查 资料而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的民族学院已编写了不少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民族区域自治三套丛书共 100 余册.现在,在三套丛书的基础上,又正 在重新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自 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资料丛刊》等五套丛书和许多有关的专著.我们相信,这些活生生的调查材 料,便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它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必将起到一种积 极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与历史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外,还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学 科,在文化史方面牵涉到许多专门科学,历史工作者虽不能成为各科的专家, 但一般的知识是必要的,因而要尽可能多掌握一些学科的常识.特别是近年 来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许多边缘科学纷纷出现,历史工作者不能固步 自封,应当多多学习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学科,知识面越广越好,希望读 者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二章 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建国以来,历史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研究历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很多重要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 了前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过去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加之一些 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和研究,陷入教 条主义的条条框框里,也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左倾思 潮给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在十年动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这里我想就我所能认识到的谈谈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回顾一下我们走过 的道路上的坎坷和弯路,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的年轻的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能 了解过去曾经有哪些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能走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大 道. 第一节 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危害 一,学术研究与政治问题划不清界限.历史研究本来是学术问题,但在 过去往往被搞成政治问题,这样谁在政治上掌权或在学术界称霸,谁就是胜 利者,不给对方争辩反驳的机会,在这方面可能受了苏联的影响.40 年代在 苏联的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当时在苏联,以李森 科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把美国摩尔根学说看作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荒谬的、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大张挞伐.有人对李森科的专横霸道,不尊重科学 的狂妄态度提出异议时,就会受到大肆围攻和人身攻击,会受到迫害.李森 科把一个学术问题硬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依靠政治力量,粗暴地打击持不 同意见的学者,这根本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苏联,摩尔根学派被压 下去了.但这不等于真理在李森科手里,摩尔根学派在欧美各国得到充分发 展,取得很大进步,而苏联的生物学却大大落后了. 苏联生物学界这一幕丑剧直接影响到我国,在1957 年反右运动中,上 海生物学界也演了这样的一幕.这种歪风也影响到史学界,在反右运动前夕, 天津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因在课堂上讲了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话,在运动中 被打成右派,被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一些人的眼中,一 切社会都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大国 更不可能没有奴隶社会;谁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马 克思主义就是反党.这种荒谬逻辑把学术问题硬搞成政治问题.今天怎么样 呢?主张一切民族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者恐怕很少了,反之,主张中 国没有奴隶社会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欧洲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等,都是从氏 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这是恩格斯论证过、苏联学者也承认的.亚洲 就更多了.有些人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五种社 会形态看作不管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必须经过的教条,可是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都没有这样的论点.我国古代有没有奴隶社会,是值得研究的学术 问题,现在还不忙下结论,更不应当扣帽子.学术问题的讨论不用百家争鸣 的办法去解决,却用打棍子的办法去压服人,是徒劳的.孟子说:"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是真理,到今天还适用.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搞影射史学,伪造儒法斗争史, 大批特批孔子,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可是不久,"四人帮"倒台, 阴霾尽扫,孔子并未被打倒,儒法斗争史成为笑柄."四人帮"对正直的史 学家大肆迫害,但并无损于这些学者们的日月之明,不过彻底暴露这些反动 分子的丑恶嘴脸罢了. 二,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每一句话都看成绝对真理,甚至把他们神 化,对他们只有顶礼膜拜,不许有任何怀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史学界 逐渐产生思想僵化现象.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大师的言论产生迷信和崇拜, 把他们的每一句话(不是根本理论)都看作永远正确、永不变动的绝对真理, 好象历史工作的任务只是用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言论的永远正确性,不许有怀 疑或不同意见.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这样一来的 结果,将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东西,就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关于这个 问题,在第三节里还要谈到. 三,极左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危害,是借口"古为今用",却 用古人的故事来影射当前的政治、社会,美其名曰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搞 影射史学.这种坏作风发展到"四人帮"而登峰造极."古为今用"这个口 号本来没有错,古代的历史家,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实际上是这 样做的.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编书的目的就是用 古代史事来为宋代皇帝作戒鉴.但是他们不歪曲历史,反之,他们力求历史 的真实,所以他们还作一部《通鉴考异》,对不同记载尽可能考辨其真伪. 此外还用"臣光曰"的论赞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建国以后, "古为今用"这个口号被提出来了,但应用这个口号在历史研究上却产生不 少问题.应用这个口号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歪曲历史.歪 曲历史就不能算古为今用,而是搞影射,搞影别就免不了歪曲历史.翦伯赞 曾说过,过去他为了反对蒋介石,也搞过影射,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对,会 歪曲历史,就不再这样做了.我们应当学习他的实事求是,不搞影射的态度. 应当怎样古为今用呢?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就是古为今用 的很好范例.胡三省生活在民族压迫非常严重的元朝,内心十分痛苦,借给 《通鉴》做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陈老先生在 日寇统治下的北平作《表微》,处境和胡三省是一样的,所以借分析胡三省 的注中的"微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感情.但他是根据事实说话的,一点也 没有歪曲.象这样不歪曲历史而为当时所用,才能叫真正的古为今用,要做 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 既然不会正确地做到古为今用,另一个毛病就是在教学或研究中胡乱把 历史和当前政治生拉硬扯在一起,美其名曰:联系实际.比如说诸葛亮联吴 攻魏是搞统一战线,而关羽破坏了统一战线,所以失败.说明神宗派大军去 朝鲜抵抗丰臣秀吉是抗日援朝等等,不一而足.把古为今用看得那样狭窄, 简直是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既不高,历史知识又贫乏,在左倾思想严重的 时期,往往出现古今不分的笑话.1972 年我校接受一项编汉语词典的任务, 把关于历史的几百条分配给我们,我分到先秦这部分.有一词条是夏桀,我 就根据史书记载,把"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翻成白话写进去,一位军宣 队的代表看了对我说:"怎么可以拿太阳比做桀呢?这是原则性的错误." 他不懂历史,不知把太阳比做桀的是夏末的人民,而不是我.但是这问题和 他是不能争辩的,因为他不仅不懂历史,更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神,神是 不能侵犯的,只有对神崇拜,因此我只好把这些话抹去了事.这类例子当时 常见,不足为怪.这说明某些人的头脑是古今不分的,而且影响很大,直到 今天还有古今不分的问题存在着. 四,左倾思潮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一些青年人只知搞一些马克思 主义大师们的语录,奉为教条,而不认真读书,弄得历史知识非常浅薄,满 足于一知半解.所以"四人帮"能使搞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一些人上了当 还不知道,这是很可悲的.其根源在于不读书,因而也就被"四人帮"的花 言巧语所欺骗.50 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用它来解决理论和史 实的关系问题,意思是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带动历史研究,这等于说,研究历 史不要从事实出发,而从理论出发,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受这种风气影 响的人认为只要懂马列主义理论,只要自以为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处理史 料就可以了,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史料,不必深入钻研问题.结果"以 论带史"成了"以论代史",历史研究也就变成放空炮了.范文澜曾写过文 章反对放空炮.实际上,研究历史决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第一,他们 所说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往往是背一些教条,是否真正懂了都很难讲.第二, 由于不会读书,所以历史材料的年代、真伪、可靠不可靠、能用不能用,这 些一概不知,见书就抄,合己意的则取之,不合的则弃之,东拼西凑地写一 点所谓历史文章,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是很可怀疑的.我们今天研究历史, 不能完全沿用旧史学家老一套方法,但同时也不能把过去的好的史学传统一 笔勾销.前人的治学经验中有很多好的、有阶值的、应当学习和值得借鉴的 东西,特别是许多优秀学者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 考证方法,我们今天正应当大力提倡.有人一提考证,就说是烦琐考证,不 能搞,这是很大误解.我们搞考证,完全可以不搞烦琐考证.其实,有的考 证乍看起来是烦琐的,零碎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不是完全没有阶值,它 可以教人在研究历史时要一丝不苟,不能满足于"差不多".完全不搞考证, 结果是连你所用的史料的可靠程度都不清楚,那就好比是把房子盖在沙滩 上,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即便你的论点再有力,发挥运用得再好,一旦有 人证明你所用的材料都是不真实的,或是被歪曲了的,你的全部大厦就土崩 瓦解了."四人帮"搞的什么儒法斗争史就是这类的最坏的典型,他们所用 的那些所谓历史材料都是根本经不起一驳的,所以他们的文章就毫无价值. 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党用大力拨乱反正,左倾思想在学术界没有 市场了,但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对这种危害不能失去警惕. 第二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歪曲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来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但是过去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错误 的理解,以致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看法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一,过去在学术研究上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动不动讲要站稳无产阶级 立场,结果造成很多偏差.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对帝王将相,对地主阶级出 身的人,如官僚、学者,只许说坏,不许说好.对历史上的被统治阶级,如 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这才算是站稳了立场,否则便 是立场有问题,这在 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中表现最突出.有人说,凡是统 治阶级的人没有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后来戚本禹打击翦伯赞就采用 这个武器.其实这个比喻是根本错误的,天下乌鸦固然是一般黑,但人的好 坏却是大有差别的.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曾有过关于清官问 题的争论.一些人极力否认历史上有清官,说历史上的清官都是假造的,有 的人甚至说贪官比清官好,因为清官麻痹人民的斗志,而贪官却能够激化阶 级矛盾,引起农民革命,可以推动历史前进.这能算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吗? 由于怕丧失立场,特别怕把农民阶级说坏,因而对他们认为的农民阶级 的缺点尽力加以隐瞒,或对有关的历史索性不讲,跳过去.比如有一本讲李 自成农民起义的小书,对崇祯七年李自成在车箱峡(今陕西安康县境)被围 事一字不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李自成从湖北西部溯汉水而上,进入陕西, 在车箱峡被官军包围了,进退不得,部下出主意让他假投降.明军统帅陈奇 瑜接受了李的投降,命部队解围.李自成立即率部突出,沿汉水西去,并把 所过七州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 ① 这件事在李自成起义军活动过程中有重要 意义,不能不讲.但那时却认为,如果你讲了农民起义军的投降,就是给农 民阶级脸上抹黑.其实这本来不过是农民军的一种斗争策略.官军对付农民 军有策略,难道农民军对付官军就不要有策略?讲了也不会给农民军脸上抹 黑.可是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农民起义军首领,只能战死,不能投降, 甚至于不承认有伪降的事.这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军队纪律来要求封建社会 里的农民起义军,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立场问题,我想引翦伯赞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 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 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象讲了反革命的一面, 或者讲了革命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的矛盾,不讲统治 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 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 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江海学刊》1962 年6月号). 翦伯赞的这段话,完全正确地描写了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的实际情 况.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论德国农民战争》的人,不知恩格斯对德国农民的 ① 近来方福仁同志对此事提出,伪降的农民军首领是张献忠,不是李自成(《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 2 辑《李自成史事三考》),这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此处姑用旧说. 缺点是直言不讳的.当然今天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那种情况是很少见 到了. 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阶级观点.过去讲历史的,由于不懂 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以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从不懂到懂得用阶 级观点去做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些人在讲阶级观点时, 把我们今天的看法强加到古人身上,甚至要求古人也有阶级观点.这是完全 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 所谓阶级观点,是说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用 阶级观点去分析,而绝不是要求古人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两者完全不是一回 事.尽管古人做事在客观上起了为本阶级服务的作用,但在他们主观上是根 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常常看到这样的话:秦始皇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打倒奴隶主阶级,如何如何;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 度,如何如何.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秦始皇绝不会意识到他所建立 的帝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的政权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权.至于说孔子 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如何如何,更是胡说,这完全是强加给古人的. ① 再举一个例子.1962 年在曲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会上对孔子的看法 分歧很大,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人硬把今天对阶级的理解生搬硬套地去分析古 人.孔子有个重要的思想:"仁".对这个"仁"字怎么理解?有些人同意 孔子自己的解释,仁就是爱人.有人就反对,他们说:孔子说的爱人,只是 爱奴隶主贵族阶级自己,因为孔子是这个阶级出身,是他们的代言人.如果 认为孔子是指爱所有人,就是没有阶级分析.有人认为《论语》里的"人" 都是指奴隶主贵族,"民"都指奴隶或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谬论,凡是读过 《论语》的都很容易发觉其荒唐可笑.甚至有人说孔子的"仁"是骗人的, 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思想家,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宗教家,当 他提出一种学说或教义的时候,他在主观上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说 法.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说教,那还有谁会相信他呢?假如孔子说 的"爱人"只是为了骗人,只是为贵族阶级说的,那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弟 子信徒,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贵族,而是庶民,有的甚至是很穷苦的.孔 子学说在我国封建社会发生那么深厚长久的影响,并不只靠帝王们吹捧他, 更重要的是一般读书人深信他的学说是真理,因而对他仰慕、信奉,尊他为 圣人.又如墨子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宣扬他 的兼爱、非攻之说,目的在于救世.如果他不真干实干,只用口头宣传来骗 人,怎能号召那么多的学生来?战国之世,儒墨并称显学,难道这都是靠欺 骗得来的吗? 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唯物辩 证法相反,其特点之一是把一切问题都绝对化,因此看历史问题有很大的片 面性.比如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只看斗争的一面,不看统一的一面, 他们似乎不懂得对立和统一是一切矛盾的两方面,如果只有对立而无统一, 一切矛盾就不存在了.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建安二年,曹操的许下屯 田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 土业无主"(《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 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同书《武帝纪》注引 ① 详见拙作《驳孔子要恢复奴隶制说》(《辽宁大学学报》1981 年3期). 《魏书》).曹操用枣祇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例置田 官,所在积谷……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同上).这说明以许下屯田为 开端,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流民的生活问题,为曹操统一北 方打下了基础.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有些人不从当时历史实际 情况出发,只凭着空想立论,硬说由于天下大乱,农民已经把土地夺回来自 己种,现在曹操又让他们交租,这不是反攻倒算么?这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了.如果当时农民能把土地夺回来自己种,那就没有流民了,也就不会有 "募 民屯田"的事了.因为乱后农民逃亡,所以才把他们招募回来,由官方出种 子、耕牛和工具,把田地交给他们种,收获的粮食或四六分,或对半分,把 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这才有了生产.这就是曹操推行屯田的历史意义. 如不承认这个看法,硬说屯田是一种"反攻倒算",试问,农民离开本土外 逃,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官方资助,即使有荒地又怎么种?连吃的都没有, 又哪来的种子?不用说牛,连一般工具都没有,难道用两只空手去种地吗? 更不用说遇上旱涝灾害了.果然如反攻倒算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历史上就 不会存在流民的问题了. 四,形而上学的另一特点,是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阶级分析,而贴标 签的根据就看人的阶级出身,这是唯成分论,发展到十年动乱时期就甚至形 成为极端反动的血统论. 唯成分论者说,刘邦、项羽之争,是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战争.项 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因此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刘邦是农民出身,所以 代表农民阶级;后来做了汉王和皇帝,又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就是用贴 阶级标签的办法看历史人物,历史在这些人看来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四人 帮"又换了一种说法:刘邦代表法家,项羽代表儒家.其实说项羽是儒家真 是连边都不沾,刘邦也不是什么法家.这全是胡说. 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如刘邦、朱元璋),就说他是"背叛了农民 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方法,但是说一 个人属于某个阶级,却不能单纯看他的出身,而是要看他的行动在为哪一个 阶级服务.这完全是可以变的,一个农民可以变成地主,一个地主也可以变 成农民,这一点也不稀奇.朱元璋从一个农民变成皇帝,这也谈不上是什么 "叛变".在当时,他推翻了元朝之后,当然要做皇帝,不做皇帝做什么呢? 他是不是叛变农民阶级,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危害或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 而不在他做皇帝.有人说他应当建立一个农民政权,他们认为皇帝是地主阶 级的最高政治代表,他的政权当然是封建政权;反之,农民起义领袖不当皇 帝,就算是农民政权了.其实,这两种政权的区别不在有没有皇帝,而在于 土地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当时要建立农民政权,前提是必须实行土地改 革,把地主所有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的土地,这在封建社会里能做到吗?任 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 即令在很小的范围内能成立农民政权,也只能是很短时期的,很快它就变成 封建政权.农民领袖取得政权之后,必然要当皇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 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农民政权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洪 秀全打下南京,不做天王行不行?显然不行.他不做天王就得让别人做天王. 太平天国时代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朱元璋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一个大地主可以变成资本家.比如张謇,原来 是清朝状元,后来办纺纱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一个官僚也可能成为革命者,比如杨度,原来曾帮助袁世凯称帝,搞筹 安会,但是后来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正是张作霖在北京,白色恐怖很凶 的时候,他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暗中设法营救李大钊.后来他去上海, 与青红帮的头子都有联系,并以这种关系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象捐款,营 救革命同志等等.这说明一个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也可以改变他的立场.所以,用唯成分论去解释历史,去评价历史人物,是根本讲不通的.这不是马 克思主义,而是非常荒谬的形而上学. 第三节 在研究方法上现今存在的问题 一,从事实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 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在 1978 年12 月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文选》第130—143 页)这个政治口号,是针对极左思潮而提出的 拨乱反正、走向四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以为这个 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史学工作也是适用的.这里解放思想尤其重要,他说: "思想不解放"就是"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 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大家回 想这些年来,我们史学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解放思想就是要反对教条主 义,而教条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种种教条束缚着脑筋,搞历史研 究就不能实事求是,往往是把历史研究当作为某些教条来找肯定它的证据. 在两者发生矛盾抵牾,不能统一起来时,就免不了舍事实而从教条,以致不 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经验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不能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说明存在着的许多历史问题.今天我国史学界存在的问题非常多, 几乎到处都是有争论的问题.这固然是好现象,可以真正展开百家争鸣,求 得学术上的民主;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问题长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从50 年代到 80 年代,问题还是一大堆.在史学革新的年代,我们必须取得新的突 破. 教条主义表面上看是很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多次发出警告,反对教条主义.恩格斯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 卷第 406 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 然界和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应这些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 物主义的观点(《反杜林论》第35 页,1974 年版中译本). 从这些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教条主义是为马列主义大师们所坚决反 对的;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 由于他不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 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光辉的范例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可是我们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历史问题时,往往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点.我们 往往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点当作普遍原理,生搬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就 是教条主义.这个毛病不仅过去存在,今天也还存在. 教条主义的存在非常普遍而且往往是根深蒂固,因而它的危害性是非常 大的.邓小平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就是要大家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中解 放出来.教条主义的根源何在呢?找到它的根,就可以从根上把它挖掉.我 认为它的根源在于迷信:一是迷信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话永远适用;二是迷 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规律能超越时间空间普遍 存在,是"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不破除这些 迷信,马克思主义就僵化了,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 当务之急. 先说头一个迷信.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相信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而后者又对前者起反作用;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一致;阶级与 阶级斗争的学说等等.不是迷信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论点, 更不是说迷信他们的每一句话.如果迷信他们的每一个论点,甚至把每一句 话都当作是真理,为自己制造不少的禁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既然 肯定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话绝对正确,于是在研究历史时,不从实际出发,而从 大师们的论点出发,那么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过是从历史上找根据以证明大 师们的论点的正确性,而不是用历史事实来检验大师们的言论是否正确.另外,许多人还心有余悸,不敢对大师们的言论产生怀疑,更不要说提不同意 见.可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并不否认他们的看法有错误,例如恩格斯对于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看法有这样的自我批评: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 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1848 年至 1850 年法 兰西的阶级斗争》第9页恩格斯的导言) 列宁在 1921 年评论战时共产主义时说: ……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 中,我们遭受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 我们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 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列宁选集》第4卷第 571 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并不讳言他们犯过错误,而我们则对他们 的一言一行都不敢稍持异议,这说明什么?它说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质 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习,当然这样的学习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历史事实,或 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以迁就教条. 再说第二个迷信,马克思是否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看成适用任何时 代,而且一成不变的呢?列宁曾经指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 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规 律(《列宁全集》第1卷第 388 页). 列宁这话是不是对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俄 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法时的话: 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 的. 马克思否识的正是这一点, 在他看来, 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 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规 律的支配.又说: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 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个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重点是引者加的) 马克思对这个评论认为很"恰当",说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未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绝对化,他认为每种社会各有各 的规律,各个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决不是完全相同的.试以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论述的几种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来看,在不同地 区,不同社会生产水平的国家来说,显然不能一律适用,因为它是纯粹理论 上的高度概括,一接触具体情况,就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 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差悬殊,各有各的特 点,以适应本国的特殊情况.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正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充分证明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发 展规律,虽然有共同性,但各个国家,因其生产水平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等 原因而表现出绝不相同的特殊性.每个历史工作者应认真考虑,各国社会发 展的道路是不同的,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模式来套用.下面就几个问题作进一 步讨论. 1,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中,人是主角,没有人的活动, 就不是人类的历史.可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分歧 在何处?我们引证几句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著作,问题所在就清楚了.马克 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 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603 页).恩格斯说: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 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 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同上书第 4 卷第 243—244 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无误地指出:1,历史的创造者是"人们",这名词包括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劳动人民乃至奴隶; 2, 这历史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也不是一般的;3,在历史舞台上,每个 人"追求""自觉期望的目的",但是许多人"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往 往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不能满足每个人所期望达到的目的.这样我们 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是各个时代各族人民中人们所 创造的,是具体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活动,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发展史,这是 非常明白的. 到了苏联,这问题就变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样说: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 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 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 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中译本第 159 页). 苏联学者以此为根据,因而创造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 题,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改为"人民群众"亦即"劳动群众", 又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己的历史变为社会发展史.这样就不是马 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了. 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个更符合实际,更合理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论认为,历史事件的最终原因应当求之于经济原因,亦即社会生产力, 但人类历史在其前进过程中,不只是经济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各种政治的、 思想的、宗教的种种原因在起作用,因此相互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单 纯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历史现象,就会出现牵强附会或非常可笑的事.关于这 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不少的论述,这里引用几段话,从这些话里我 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 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 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 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506 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 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 起来的画面……(同上书第 3 卷第 60 页) 这些话证明马克思主义大师们虽然承认经济原因是历史事件的终极原 因,但经济原因不是在历史上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事实上,上层建筑方面的 因素也对经济因素起反作用,因而形成非常复杂、多样的历史画面.如果只 有经济因素起作用,那就成为经济决定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了.经济决定 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恩格斯举德国历史为例,驳斥了经济决定论,他说: 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 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 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它因素所 决定…….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 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 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 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同上书第 4 卷第 478 页). 除此之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 书中特别提出,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忽视偶然性的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 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一命题,是指各个不同民族在不 同时期所创造的具体的历史,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是非常明白的. 自从苏联学者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之后,传到我 国就变成教条.我们的历史学家拿它作为武器来对抗传统的以帝王将相为主 的历史,即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这当然有它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它不正确 的一面.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们"指所有的人,并不是专指劳动 人民.不应因反对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就把他们完全排出于历史之外.所 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是不符合马克 思、恩格斯的原意的.比如说,讲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能不能只 讲农民起义而不讲帝王将相?因为那时他们掌握着政权,起着统治、指挥人 民的作用,不讲他们这历史怎样讲法?秦帝国的出现,结束了长时期的诸侯 割据状态,开创了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当然有它的历史条件,但秦始皇这个 人确实起着领导者的作用,没有他,未必在那时就会出现统一六国的局面. 秦帝国既成之后,北筑长城,南伐南越,如果不是秦始皇强迫人民去干,老 百姓决不能自动去送死,这是不言而喻的.诸如此类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帝 王将相在过去历史中起着领导者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有一个时期,我们 的历史博物馆为了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以农民起义作为历史 分段的开头.但是这种陈列法使人看了产生疑问,这些农民起义是怎么发生 的,无法理解.此其一.上引恩格斯的话,明明白白地讲"每一个人追求他 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所说的历史显然离不开 "每 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这个历史人物他所追求的当然不是什么历史发 展规律或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我们说,历史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 就象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的戏,离开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就不成为戏一样. 因此把具体的历史抽象化为社会发展史,那是历史学家坐在书斋里研究出来 的原理,而不是历史本身.所以用社会发展史代替具体的历史,是对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的严重歪曲.此其二.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论 点的人强调历史的规律性,或者说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不错,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等人都是这样主张的,但是他们所说的历史的规律性或终极原因 是怎样得来的呢?这历史的规律性或终极原因是不是全世界中每一个民族在 任何时候、地点都一成不变的呢?这也是在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马克 思、恩格斯虽然强调经济原因是一切历史活动的最后动力,但是这个规律却 是通过许多具体历史事件或运动的研究中得来的,他们不可能从头脑中凭空 想出来的.如果那样,他们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在前引恩格斯的话中, 他虽承认经济原因是历史的动力这个规律,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在历史活动中 各种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他甚至也承认偶然性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所以 由于强调历史规律性而把异常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为只有必然性的规 律在起作用,那末历史研究就成为死板僵化的教条研究了,此其三.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曾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点提出异议 ① ,引起不少人的反对.他们宁肯抱着这教条不放,也不愿回到马克思、恩格 斯那里去,这说明教条主义的框框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多么可怕. 2,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在最近几年,争论很大,而争论的症结所在, 仍然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这个根本问题.谁都知道,阶级斗争学说 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之一,但是究竟如何理解它才是正确的,却是很大 问题.有不少人从书本上寻章摘句,对它作片面的理解,而不顾具体条件、 情况,断言阶级斗争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因而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并把阶级斗争单纯地理解为使用暴力夺取政权, 这种左倾盲动的教条,对于社会经济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危害,已由建国以来 的左倾路线和十年动乱所证明.事实胜于雄辩,这本来已无可争论,可是还 有人固执地、片面地从书本上来论证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多费些笔墨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作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不能寻章摘句,轻 易下结论.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马克思在论 社会革命的发生时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 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 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① 黎澍的文章有《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 《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 明日报》1986 年7月30 日《史学》第419 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82—8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等 人的信中说: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 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374 页). 把这两段联系起来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社会革命或变革正是两 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是一种武力斗争,所以说是直接动力.照马克思 的说法,这种阶级斗争又必须是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因而使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 才会发生.这样,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应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这个论断是不错的. 每当革命风暴袭来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为之振动,在19 世纪 70 年代巴 黎公社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也受革命运动的影 响,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比如马克思说过: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列宁对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或被剥削者的 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的社会秩序的 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列宁全集》第9卷第 98 页) 假如我们只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话,是会出毛病的,就是说,它会引导 革命者不顾现实条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革命暴动,造成左倾盲动主义. 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针对 1848—1850 年法国的阶级斗争讲的,列宁的话是在 1905 年讲的.都是处在革命斗争风暴 中或其前夕,对革命的阶级寄与热烈的期望.如果单奉这句话为经典,而到 处乱用,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我们从前文引过的 1895 年恩格斯所作的自我批 评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国政权是在"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 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团结到无产阶级 周围",因而在革命阶级方面自然产生了一种"幻想",他们认为"在共同 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 的无产阶级". 可是恩格斯明确承认,在资本主义席卷欧洲大陆,正在向前发展,而无 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 "在1848 年要以一次的突然袭击 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的批评正确地指出一切不顾现实,或只看事情的表面而不深入探 求事情的真实的人总是不免归于失败.恩格斯在这里做了自我批评,实际上 也批评了那些把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话,不顾实际情 况,到处乱用的人.这些人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列宁在革命的前夕也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但他并不主张在 革命阶级取得政权后还强调阶级斗争,且看他说: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 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 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第3卷第 509 页).(重点是引者 加的) 列宁这些话非常明确地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一致的,不是 对立的.那就是说,在一定时期,革命斗争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手段, 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斗争的目的.因此,脱离发展生产的目的,片面强 调阶级斗争就是错误的. 关于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想用恩格斯的一段 话作为总结.他说: 如果我……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来表达那样一种对于世界历史过 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性动力 是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之 划分为不同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也不 至于太过震惊的吧!(《反杜林论》中译本 1974 年版第 370 页) 恩格斯这段话,把"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就 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前进问 题上,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从属的,可以说是解释的最明白不过了. 我们不能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完全 能说明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于忘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 不顾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阶段而比较落 后,人民的生活还比较穷苦的状况,不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 水平,解决人民的穷困生活上,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要在这样贫穷落后的 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对经济规律的无知和对社会主义的虚幻的憧憬, 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把我国经济带到破产的边缘,直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拨乱反 正,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以四化建设为目标,全力以赴,才有今天的经济复兴 的美好前景.在这里有必要引一段邓小平的话,他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 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 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社会财富极大丰富. 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 《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5 页). 这样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在 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和主从关系,纠正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 真正动力的左倾思想的危害. 3,阶级斗争问题 上面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什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的 看法,下面再从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言论中探讨一下通常在我们的文章和教 科书中所见,对于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起什么作用问题上的某 些不正确的论点,这些错误观点是以阶级斗争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为 根据,用演绎的方法得出来的,而不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所以有必要加 以纠正. 甲,奴隶起义推翻奴隶社会说 把奴隶社会的被推翻归功于奴隶起义,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马克思指出古代奴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近 代的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他说: 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 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 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 马的无产阶级(按此指一无所有的城市贫民)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 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 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也就不能比坎特 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 599—600 页).恩格斯说: 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1972 年版第 154—155 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为什么古代奴隶起义不能消灭奴隶制呢?列宁这样解释道: 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 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 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 阶级手下的小卒(《列宁选集》第4卷第 55 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看来,古代的阶级斗争和近代资产阶级 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其不同之点,我认为就是用马克思的话来 说,在英法两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也就是说,资 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而古代奴隶阶级则完全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所以尽管在古代罗马发生多次奴隶起义,如斯巴达克起义,尽管声势浩大, 也不能使奴隶们得到解放,奴隶制也不能被消灭.那末罗马奴隶制是怎样消 灭的呢?主要原因是奴隶制生产日趋衰落,使奴隶主无利可图,奴隶制维持 不下去,于是在帝国内部产生隶农制.恩格斯说: 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 农业退回到低的水平…… 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 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6、148 页). 这里"彻底的革命"是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此时产生了地主阶级,带着 新的生产方式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从而消灭罗马的奴隶制呢?完全 不是.从5世纪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消灭到 9 世纪封建农奴制的建立,中间 400 多年,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多少,用恩格斯的话说:"广大民众在过了四 百年以后好象完全又回到他们原来的状况上去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后,把他们原来氏族制度也带进来,这种制度与旧 罗马帝国内的隶农制相结合,终于在 9 世纪建立起来新的封建制度.恩格斯 说日耳曼人这种"野蛮"的制度"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欧 洲中世纪史上,恩格斯对于罗马奴隶制的衰亡和封建制的兴起上并没有从革 命理论出发,而是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出发,解释了欧洲史上一个重大的革命 过程,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模范.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叙述. 恩格斯的这些话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可以这样下断语,说在我国战国 时期由于奴隶起义,奴隶制即被消灭,被封建社会所代替,这个说法的产生 是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演绎而成的,既没有历史根据,也是违背 马克思主义的. 乙,农民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前进说 奴隶起义不能消灭奴隶制,同样,农民起义也不能消灭封建制.道理只 是一个,就是不论奴隶还是农民(包括农奴),都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而 尽管他们在斗争中对奴隶主或封建主给予严重打击,甚至把旧王朝推翻,但 是他们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支持新生产关系的政权.因此在我国封建社 会里尽管发生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最后无不归于失败,所谓失败就 是说建立不起来农民政权,也建立不起来更高级的社会.这个道理本来非常 明白而且为大家所公认.但是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却发生一个奇怪现象,那 就是一方面承认农民起义和战争最后必归失败,一方面又坚持由于农民起义 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政权,因而多少推动了社会前进.实际上这个 观点也是从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理论演绎而成的,这个观点的严 重缺点是它完全忽视了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 用.如不认识这点,只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这样就违背了马克思所说 的,古代的阶级斗争和近代的阶级斗争有"根本区别"的观点,以及每个社 会经济形态都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观点. 我国农民战争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每次大规模的 农民战争,和其它战争一样,必然使人口锐减,使农民离开土地,变成流民, 严重打击了农业生产力.著名的例子如东汉末爆发黄巾起义,继之以三国战 乱,人口大大减少.有人说,三国时魏国有十州之地,人口却不足西汉时一 州之民(《三国志·魏志》卷十六杜畿传附杜恕传).隋末农民起义,加以 连年战争,人口大减.魏征对唐太宗说:"今自伊洛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 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此虽不 免言过其实,当时人口大减则并非虚言.此后若元末、明末战乱,死人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说生产能前进,岂非梦话?如果战后生产能前进,曹操何必 实行屯田?曹操实行屯田成功,正是他能统一北方的真正原因.不承认这个 事实就是不实事求是.理论是否正确,只有事实才能加以检验.可是我们许 多历史学家宁肯死信教条,不肯承认事实.他们想出种种"理论"来加以论 证,于是有所谓"让步政策论"、"反攻倒算论",以及瓦解封建租佃关系、 帮助国家统一等等说法,但是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没有事实能证明 它.也有人提出种种说法来维护这个教条,比如说,宋代印刷术、指南针和 火药等科学技术之所以发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民起义和战争起了有力 的推动作用,因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持续得到发展.可是论者并不能 提出足以证明农民起义推动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宋代发达起来的事 实,所以这个说法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这说明这个教 条是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里的. 附带提一下,从50 年代以来,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战争的文 章不计其数,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多半是空论,而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 争,用明确而可信的史料证明农民战争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的文 章,一篇也没有看到.对于这个教条表示怀疑的文章是有的,但往往引起反 驳,甚至围攻.有人说: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中国封建社会 的发展规律,如果是这样,我以为这个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规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单纯由农民战争所能解决的.恩格斯为德国在 15 世纪的农民战争写了一本专著,他的结论是战争的双方,农民与贵族两败 俱伤,而得渔人之利的却是封建诸侯.他虽然同情农民起义,为农民的失败 表示惋惜,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把德国社会推向前进. 诚然恩格斯在 1884 年12 月致左尔格的信中说过:"我的《农民战争》正在 完全修改.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36 卷第 264 页)有人推测,恩格斯要改写他的书,是由于农民战 争本身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以及德国历史的演进.恩格斯改写的 书未能完成,不知他将如何以农民战争作为德国历史的轴心来改写,但从他 的著作中来看,可能不是象论者所推测的那样.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暴力是 社会前进的动力时说: 如果我们抛开征服的场合不说,那么当某一国度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其经 济发展发生冲突时——直到现在差不多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 是如此——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来结束.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 的发展总是无情地、无例外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 们已经说过的法国大革命(《反杜林论》第196—197 页). 这段话是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伟大革命斗争,而产 生这次大革命的背景是新的生产力已经长成,"为自己开辟道路",大革命 应当看作资产阶级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对法国皇室和贵族们的一次重大袭 击.此外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导言中论述欧洲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有三次大决战:第一次是德国路德宗教改革, 第二次是英国加尔文宗教改革,第三次是法国大革命.关于第一次资产阶级 反封建的斗争,恩格斯有这样的话: 路德所发出的反对教会的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济金 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 年),然后是 1525 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切身利益的集团,即城市市民层的不 坚决(《反杜林论》第371 页).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把 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看作受路德宗教改革的影 响而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这点恩格斯在 1874 年为《德国农民战争》所写的序言中已经透露得很明显,因此我猜想如 果恩格斯改写了这本名著,很可能是从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兴起的序幕立论, 更为明确地来写 16 世纪这个伟大的农民战争的,不会把农民战争本身,也就 是德国农民阶级看作推动德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推翻封建主义,农民和小市民 不过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总之,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从历史事实,从我们亲身经历过 的实践来看,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发展真正动力只能是社会生产力 (包括生产经验,科学技术,革命阶级本身等等)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 产力相适应时,生产就向前发展,二者不相适应时,矛盾尖锐化,就发生阶 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起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4,"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关于教条主义,还可以举大家都熟悉的例子,那就是 "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争论.这个问题在苏联、日本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 者中间, 都引起过热烈争论, 这个争论在我国也不止发生过一次, 一直到 1982 年还存在,但毫无结果.我不同意作这种无谓的争辩,理由是:第一,这个 理论不是从我国历史研究的成果出发的,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出发 的,所以这种争辩对我国历史研究没有什么好处;反之,却助长了教条主义 的不良学风.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论点,但始终没 有给人以明确的概念,因此我国学者谈论它时,只好各自凭着个人的主观认 识来理解它,于是争辩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家谈论半天,没有共同之点,所 以我们认为这种争辩是不会有结果的.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年所写 的著作中提出这个看法,是不成熟的,因此在他们晚年的著作中就很少谈到 它,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它,我们在本世纪 80 年代更不应把它再拾起来,当作 经典教义来讨论.第四,我国有些史学家因不满意于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的说 法,因而想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取而代之,然而因为它根本不合我国历 史事实,所以不管怎么说法,都缺乏说服力.至于西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 把中国社会从古到今都说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就更加没有根据.关 于这个问题,各家说法异常分歧,为了节省篇幅,不作详细介绍,下面只提 出我们的看法,供初学者参考. 马克思最早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且把它明确指出是"社会经济形 态演进中"的一个时代,是在他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有三个大问题:一是它的内容是什么?特点何在? 二是它代表着什么时代?或者说什么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形态?当然这两个问 题是互相关连着的.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明确地提出来. 苏联史学家把它归纳为五点:一,农村公社,二,土地公有,三,君主专制, 四,水利灌溉,五,租与税合一.我以为还应加上一项,即氏族组织.在这 几项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氏族组织、公社制度和土地公有三项,其他都是 派生的.关于第二个问题,从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提出的公式来说,"亚 细亚的"放在最先,当然是最早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他在《资本主义以前各 形态》中所说的"原生形态",亦即阶级社会以前的形态.可是在奴隶社会 甚至封建社会里,它还以残余的形态存在着.正因为这点,我国学者在讨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年代上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分歧.此外,还有第三个 问题,就是所谓"亚细亚"到底包括哪些国家?中国包括不包括在内?这点 不清楚,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并未涉及中国.这可 能是由于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情况,他们并不了解之故.马克思、恩格斯又 用"东方的"一词,二者是同义语,都只表示一种地理概念,但又模糊 不清.马克思在谈到东方没有私人土地所有制时,曾指出所谓东方指土耳其、 波斯、印度,并没有提到中国.可是我国很多学者却把中国放在所谓"亚细 亚"或"东方"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区别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所有制的 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古代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他们在这方面的 言论很多,大家都了解,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里有这 样一段话: 没有土地私有制,在实际上是了解整个东方的关键.……东方人没有达 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与 气候和地势有关,特别是和那由撒哈拉横贯阿剌伯、波斯、印度、鞑靼直至 亚洲最高地的大沙漠地带有关,人工灌溉是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这是村 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 546 页). 如果这些话中的"东方"也包括中国在内,显然与事实不符.我 们推 测,马克思、恩格斯讲"东方"的事,主要根据英国人关于印度的材料,从 而主要讲的是印度的情况,旁及土耳其、波斯及荷属印尼等国,而不及中国 古代.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可以说完全不了解,所以根据他们的话来讲古代中 国社会史,我认为是死路一条. 我国远古之世当然土地归公社所有,何时变公有为个人私有,是我国古 代史研究中有争论的大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简单地谈谈我们的看法,这里只 想指出,中国古代史上是以贵族私有和庶人私有的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史上,公有制似乎常出现.其实所谓公有,不 过是一种假象,对个人私有而言,象是公有,实际上是皇帝私有,并非是原 始公社时期的真正的公有制.所以说中国没有地主私有制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土地公有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而中国 社会自西周以来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那么中国社会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 之上,因而承认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这种说法,我们从马克 思主义经典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既然能说明中国不是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其余问题就不烦言而解了. 总之,我们认为研究历史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我国历史首先要 研究我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用辩证法还是用形而上学来看待历史上存在的问题.上面我们谈了 建国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发生过的错误,其中有的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消除 了,有的虽未完全消除,也大大减少,这就是说,在历史研究上还是取得了 不小的进步.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少的争论,这些争论从研究方 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历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争论.下面我 们举几个例子来谈. 1,对比方法 近来有些人在历史研究中主张用对比法,即以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来对 比.这个方法的提出主要是由于一些人特别强调历史规律性是全世界都适用 的,欧洲的历史发展已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描绘出来, 那么以中国历史和它对照比较,就可以得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规 律性的问题,上文已经提到,不能说不论中外古今一成不变.欧洲的历史, 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其发展是有独特的历史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是 19 世纪的人,当时民族学初兴,考古学刚萌芽,他们对于世界史的知识是很 有限的,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说根本未接触到.因此他们的历史知识局限 于从古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欧洲史.欧洲的近代史和我国的大不相同,可 以推知古代史也是差异很大.使用对比法,很容易只看中西表面上的相似, 而忽略了其根本上的差异,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靠不住了.有些人过分强调 我国古代必须有古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与欧洲对比 得来的. 有人因为古代希腊、罗马建立城邦和民主政治,就说我国古代也是城 邦,也实行民主政治.当时希腊、罗马实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因而也说, 我国古代也实行奴隶制.又如希腊在梭伦改革之前,奴隶制生产微不足道, 当时实行土地租佃制,以后奴隶制才盛行,因而说中国古代也实行过租佃制, 其后继之而来的是奴隶制.有人根据古罗马的自由民破产变为奴隶,而断言 秦汉也是如此.这就是今天的对比法.我们以为,看我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情 况,应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古文献材料和地下出土材料,得出适当的、可信 的结论,不应根据古希腊、罗马的材料而说我国古代情形如何如何.这种对 比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这种方法乍看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为根据 的,实际上是用欧洲的历史来套我国的历史.我们认为,以欧洲的历史和我 国的历史相比较,二者的发展路线大不相同.首先,看地理条件,希腊、罗 马都是建立在半岛上,而且山多平原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外族的侵入,农 业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反之,因海上交通发达,于是在沿 海地区建立起来许多独立的城邦.由于城邦的人口比较少,海上贸易逐渐发 达起来,于是它们的工商业逐渐代替农业成为主要产业,而且使用了奴隶. 再看看我国,人民生活在大河流域,土地肥沃,生活于其上的人民早在新石 器时代就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工商业则很不发达.这些部族在古代被叫做 "方"或"邦"(二字古音同,实是一个),比如在殷代卜辞中经常出现殷 王派人出征某方的记载,这些方恐怕多数还处在部落或部族时代,还未建立 国家.同时华夏族建立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应当是国家了.根据古文献和金文, 商周都不是城邦,而是相当大的王国,《尚书·酒诰》、《令彝》,都有侯、 甸、男卫的记载,"卫"应是区域名称,《左传》称晋为"甸侯",称郑为 "伯男",可证.经地下发掘,商代的盘龙城南至湖北,而河北的藁城有商 代墓葬,可见商的版图非小,周代封国远至燕、齐,版图更大,可 见其并非 城邦. 又如好多人喜欢引用马克思这段话: 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归结为奴隶经济:或 视其始点如何,结果不过把奴隶制度由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 标的,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本论》第3卷第 410 页). 奴隶社会论者以这话为根据,把它看作世界普遍规律,主张秦汉仍是奴 隶社会.因为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资本确是比以前发达了,当然在战国以 后的秦汉就是奴隶社会了.乍看来,这话好象顺理成章,其实不然.事实上 我国在远古时期就是以农立国的,工商业虽有,但在社会生产上主要是官方 的或王室的.因此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资本虽较前发达,但还远远不能与 农业相比.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而且奴隶生产也 微不足道.汉代所谓奴婢并不是劳动奴隶,而多是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口", 这点过去无人相信,现今已得到证明. ① 况且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之类的政 策,严重打击了私人商业和商人资本,更使秦汉的工商业不可能由"家长式 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 社会. 象这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我们以为,如果要探寻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的话,首先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探求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 是以欧洲历史的发展规律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就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 论出发来研究历史的必须遵守的原则. 2,反辩证法 在我们的古史研究中,有些问题的处理方法显然是违反辩证法的.我想 举一个例子,就是古代土地制度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怎样从土地公有转化 到土地私有问题.马克思说,古代东方实行土地公有制,也就是公社土地所 有制.我国史学家差不多都承认我国古代有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存在,但 怎样从公社所有制转变为私人所有制,则各有各的看法.有人把公社所有制 从远古延长到周,千余年没有变化.到了战国时期,公社突然消灭了,私人 所有制取而代之.有人甚至把公社所有制拖到两汉时期,这样就看不出古代 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过程.这问题很复杂,这里不能细说,不过应当指出,我①参看傅举有《析"无用之口"》(《学术月刊》1983 年第 11 期). 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应当符合辩证法,并且要有古文献和金文材料的证 明,这样才有说服力.下面我们极其简单地说说我们的看法. 夏商土地制度如何,因缺乏材料证明,姑且不谈. 我国自周初以来,从土地王有到贵族占有、私有,最后到庶民私有,这 样的转变过程经历了七八百年.大约周初一般是土地王有,在整个西周时期, 由于国王大量把土地分封、赏赐给公侯大臣,于是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后 来年代久远,子孙世袭下去,遂变占有为私有.到了春秋时期,贵族私有土 地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从西周到春秋,贵族既然占有 了土地他们自然会用土地和其他物品相交易,这种物物交易的办法,在西周 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明.这种土地交易虽不等于后世的土地 买卖,但从其有价格、有交易手续、有官方的证人等等来看,无疑是一种变 相的买卖,或者说买卖的初期形式.这种交易形式正是体现了土地向贵族私 有发展的过程. ① 可是有的人硬是不承认这是交易,说它是租.有人说,西周 是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没有土地买卖的事.我说,即使西周是奴隶社会, 也一定会有土地买卖的事,这是古代欧洲、近东常见的,不能否认的.也有 人说,当时还没有庶人私有土地.这里的问题是,庶人土地私有制并不是一 下子就出现的,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自春秋到战国正是从贵族私有逐渐发 展为庶人私有的过程,而在贵族私有确定之前还有一个从占有到私有的发展 过程,这主要在西周时期.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说明西周时期不少金文中 讲到土地交易的事实.不承认这是交易而说是租,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 租?为什么贵族之间有租土地的事?庶人没有私有土地并不能否定贵族有私 有土地,而且正是由于贵族私有土地,才能说明战国以来庶人私有土地的存 在.如果说千余年来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化,那么战国时期以后的庶人私有土 地就变成好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就根本 否定了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了. 3,以今代古法 在我国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的研究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也是一个争 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尽管历 史上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如果用辩证法去分析,还是可以清理出眉目,逐渐 取得一致意见的.辩证法承认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民 族矛盾和斗争可以说从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民族斗争是民族发展和壮大的一 种方式.由于民族战争的发生,使各民族间有了接触的机会,于是民族间的 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往往变到事物的反 面.本来是对立的两个民族也会变成一个,而一个民族也可能分裂为几个. 因此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也和其它问题一样,都要从历史主义的观点 去看,古往今来,差异很大,不能以今比古,今古不分,不能用今天党的政 策代替过去的历史事实,这是带根本性的研究方法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研 究民族学和搞民族工作的干部,往往强调党的民族政策,站在这个立场上来 看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而历史学者往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因此两 派意见分歧很大.下面我们申述一下我们的看法. 甲,民族和国家的区别 我们认为当我们搞民族史,或研究民族问题时,首先要认识部族、民族 ① 详见拙著《周代社会辨析》第39—69 页,83—90 页. 和国家的区别,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马克思主义大师们都认为 国家是阶级矛盾到不可调和时候才产生的政治机器,因而它不仅有一定的土 地、人口,还要有主权.在古代,主权者就是君主,他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机 构、军队、监狱、刑法等等来统治人民.而部族(我国古书上叫做"族类") 则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尚不具备成立国家的种种条件.一个国家可以由 几个或更多的部族组成,一个部族也可以分居于几个国家之内,成为不同国 家的人民.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 如此.今天这个由 50 多个民族组成的,有10 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是历史 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不知有多少民族生活、繁衍、冲突、交战在这块大地 上,其中一部分被同化于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因而在历史上 消失了.另一部分未被同化,直到今天还以少数民族的资格参加中华民族大 家庭,成为它的组成部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先秦时期 的华夏族就是汉代以后的汉族,本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民族.我们自称 炎黄子孙,好象都是汉族子孙,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决不意味着 古代只有汉族. 乙,民族平等与同化问题 有人从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出发,否认汉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居于主干 地位,更反对以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以后的汉族所建立的王朝代表当时的 中国. 我们认为民族平等是指今天中国 50 多个民族在政治权利和地位上应当 平等,而不是说历史上许多民族在彼此关系中事实上的平等.历史事实是民 族间的不平等状态是经常的,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翦伯 赞的意见,他说: 照我的理解,用民族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并不是用一 种简单的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民族 关系中推选一些类似平等而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史实来证实这个原则在古代中 国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揭露 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那些 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实质(《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 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10 页). 我们以为翦伯赞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因为民族间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来 的民族压迫和战争,是历史上经常遇到的事实,而民族平等的原则是今天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党的政策.前者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后者是 今天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二者决不能混淆,混淆了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 有人说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不存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 因而反映到他们身上的民族间的不平等只是一种假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 等的.这话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而提出来的,不符合世界上古代民族关系的实 际.古代不同民族相遇一定有一番武力斗争,比如古代希腊发生过几次民族 入侵,最早居民是皮拉吉司人,后来雅利安人自北侵入,先后四支,最后来 的一支叫多利安人,把先来的各族人驱赶到半岛的南端甚至到海岛上去.我 国古代的苗族、羌族、彝族、傣族等,据民族学家研究,也是被赶到南方山 地去的.在云南,这种情况最明显,有住在山顶上的,有住在山半腰的,有 住在山下的.住在山顶上的是最早来的,被后来的赶到山上去,而住在山下 的是最晚来的,三个不同族的人往往形成这样立体的居住和生活的情况.至 于我国中原地带在历史上不断地受北方民族的侵扰,更是大家熟知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所谓民族平等在历史上根本无此事,魏征对唐太宗说:匈奴 (实指突厥)"强必寇盗,弱则卑服."(《旧唐书·突厥传》)这话虽是 站在汉族立场说的,但不能不说是事实.民族平等的理论只有在我们社会主 义国家里才不是幻想.但有些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执行民族平等的政 策,而是实行民族压迫甚至侵略81 81 较小民族的政策,可见强调民族平等是以理想代替了现实. 民族不平等的状况不仅表现在民族冲突和战争上,而且表现在民族同化 上.民族同化在历史上是经常看到的.原因在于民族间存在着生产力和文化 水平的不平等,当侵略者以武力征服被侵略者之后,如果被侵略者经济水平 与文化水平都较高,侵略者往往不自觉地效法被侵略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被同化了.马克思说过,这是历史的永恒规律. 反对这个规律,不会得到成功.金世宗极力反对汉化,但无济于事,最后进 入中原的女真族还是被汉化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有些同志不同意我们上述的看法,他们在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不愿承 认汉族在中华民族中居于主干地位(尽管汉族在历史长河中早已接纳了许多 非汉族人民),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干部们不愿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居于 主干地位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是搞大汉族主义,会伤害兄弟民 族的感情,会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觉得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承认汉族在中华 民族中的主干地位决不等于搞大汉族主义.党的民族政策是宣扬民族平等和 民族团结.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注意, 这种民族平等的关系是今天的情况,不是历史上的情况.用今天党的政策来 代替历史事实,是违背历史主义的.我们历史工作者首先要承认历史事实, 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正确的解释.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古代汉族及其 前身华夏族由于它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远远高出于其它各族之上,后者很自 然地被汉族所逐渐同化.汉族居于中原,它族居于四裔,汉族因其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比较高,它所建立的政权也较早,因此他们自称为中国,以其所建 的王朝为中国的代表,这也是很自然的. 丙,怎样看待历史上的中国? 上文我们说,当时华夏族所建立的国家,因为地处中原,自称为中国. 从先秦时期起,我们就看到当时只有一个中国,其中包括许多族类. 《诗经》 上说: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 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大雅·荡》) 这是西周之诗,以中国与四方或鬼方对立,显见诗人认为殷周就是中 国.到春秋时期,王室不振,四夷交侵.孔子以《春秋》教学生,据公羊家 的解释,孔子严夷夏之辨,《春秋》的作意是: 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诸夏指周室所建立的国家,夷狄指当时的少数民族.关于齐桓公救楚, 《公羊传》这样说: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 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指楚, 亦称荆.北狄指灭邢、卫二国的狄人及其它北方诸族.中国指周王室和它所 建立诸侯封国,亦称诸夏.齐桓伐狄救邢、卫事,见《春秋》僖公元年、二年.当时诸夏各国人以楚、吴为蛮夷,与北狄并称,所以后世言《春秋》的 大义是尊王攘夷,主要根据是《公羊传》.公羊家这种讲法合不合于孔子的 思想?我们认为应当说是相合的.因为春秋时期,夷狄与诸夏杂居中原,而 王室微弱,不能抵抗外夷的入侵,这是齐桓称霸的事实背景.孔子对齐桓和 管仲是称赞的,他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 孔子称赞管仲与齐桓的霸业正是在于他们抵抗住夷狄的入侵,保住了诸 夏的小国和文化.孔子区别夷夏,说明当时华夏族和其它非华夏族之间存在 着民族矛盾.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煞.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无法说明春 秋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孔子的思想.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战争正好说明 "中国" 这个国家,从春秋时期,经过秦汉以后长时期的民族战争,才发展到今天这 个泱泱大国,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规律的. 如果有人说,古人把诸夏称为中国是妄自尊大,那么我们可以举些例 子,看看古代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或在其统治下的人怎样看待中国.请 看下例: (慕容)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按指晋朝),且华 裔(通"夷")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兢乎?"……乃遣使来降,帝嘉 之,拜为鲜卑都督(《晋书·慕容廆载记》). (张)觉……夏称保大三年(辽天祚帝年号),……呼父老喻曰:"女 真仇也,岂可从乎?……必不得已,则南归中国(指宋)".(《宋史·张 觉传》) 徽宗召见,问所来之因,对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 复中国往昔之疆……."(同上《赵良嗣传》) 以上三例,前燕主慕容廆称晋朝为中国,辽国大臣张觉、金人赵良嗣称 宋朝为中国,这是事实,这说明汉族所建王朝代表当时的中国,是被当时其 它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所承认的,是史籍中常见的写法.它证明了中国这个观 念是有历史渊源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决非汉族妄自尊大.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是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把从古以来多次出现的许多民族 都包括在"中国"一词之内,因而否认有外族入侵呢?还是把"中国"一词 看作一个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政治实体,不否认古代有外族、外国的存在, 承认他们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加入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之内,哪 种看法更符合历史实际呢? 我们的看法,最好是把民族与国家分开,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我们认 为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一个国家只以一个王朝为代表,这是统一时的情况. 秦、汉、隋、唐、明,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为代表,还有它族统一了中国, 比如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满族建立了清朝,他们当然也代表了中国,因为中 央政权在他们手里.在分裂时期,各族分别建立政权,如南北朝时期,鲜卑 族建立北魏 北周,汉族建立宋、齐、梁、陈,南北对立.又如北宋时期, 汉族的宋与契丹族的辽、女真族的金、党项族的西夏对立;南宋时,宋与金、 蒙古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看作国与国的对立,而看作各民族所建立的 王朝的对立.这样将国家与民族分开,问题不就很清楚了吗? 丁,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问题 与上述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的问题.什么叫爱 国主义?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也应当用辩证的观点去看.有人认为爱国主 义是近代观念,只有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才有爱国主义,这种观点不知有什 么根据.我们认为,我国古代早就有爱国思想,那就是爱国主义.当然由于 国家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古今不同,具体表现不会完全一样,但我们不能用 资本主义社会的爱国主义来否定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就我国历史来看,既然"中国"一词的含义古今不同,那么爱国主义的意义当然会跟着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在周代,所谓国指各封建诸侯的封国.春秋后期,吴、越二国为 世仇.鲁哀公元年(公元前 494 年),吴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以 5000 人保 会稽,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伍子胥谏吴王夫差,不应与越和,夫差不听. 勾践之臣范蠡、文种教勾践,卧薪尝胆,以报吴仇.哀公二十一年,越灭吴. 又哀公十一年齐伐鲁,孔子弟子冉求劝季孙出兵拒齐,冉求帅左师,败齐师, 孔子赞美冉求"义也".公为(昭公子)与其僮汪锜皆战死,鲁人欲以成人 之礼葬汪锜,问孔子这是否合礼,孔子答: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以上皆见《左传》)殇是葬童子之礼.无殇意即可以不用童子之礼,即用 成人之礼.这表明孔子是赞美他能为国捐躯的.这些例子都说明春秋末叶, 各国互相争雄,各国人民臣下都有自己的爱国思想,脱离不了他所在国和国 君.所以伍子胥的爱国表现为爱吴国,因而反对许越求和;范蠡、文种的爱 国表现为教勾践屈膝请和,暗自卧薪尝胆以报吴仇;冉求、公为、汪锜的爱 国表现为出师抗齐,乃至战死.战国时,楚国的屈原作《离骚》等诗篇,发 挥他的爱国思想;蔺相如用完璧归赵表达他的爱国思想;信陵君用大败秦师 表达他的爱国思想.这些例证告诉我们,远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早已为人 们所传诵,但与后世的爱国主义不同.进入秦汉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盛行, 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更加脱离不了他所在的王朝,更加脱离不了忠君思想.如 有人用今天的爱国主义来看待历史上的爱国者,要求他们不爱他的王朝和君 主,这是今古不分,违反历史主义的想法.正如要求今天我们爱国,而不爱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荒唐的,这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应当指出,有人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历史上爱国主义和抵抗 侵略的问题提出一种离奇的看法.这种"左"的看法认为,当国家完全失去 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如北宋、南宋末年这样 的腐朽国家,民众自己不起来,强大的邻国进来消灭它,那是很自然的.人 们应该严厉谴责这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 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这种看法完全是用今天的主观看法来看历史, 来否认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为什么说是错 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北宋、南宋末年的政府虽然腐朽,但还没有 不问青红皂白对人民大肆屠杀、抢掠.外族统治者进来,它们的民族压迫就 给被侵略者带来更重的灾难.元朝把人民分成四等,女真和北方汉人是第三 等,南方的汉人是第四等.难道女真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会给汉族带来幸 福?满族未灭明之前曾四次入关,大肆劫掠、满载而去.既灭明之后,又出 师南下,对反抗者大加杀戮.难道我们的历史家竟忘了"扬州十日"、"嘉 定三屠"的悲剧?为什么说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它给侵略者以很好的借 口.蒋介石政权腐化透顶,不正可以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侵略的口实?他们 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召,好象真的要吊民伐罪,实现什么"王道乐 土".实际上他们比蒋介石更加凶恶不知多少倍地屠杀中国人民,压迫剥削 中国人民,可谓穷凶极恶.如照上述人的看法,中国人民不但不应当抵抗, 而且应当欢迎他们,这是多么危险的议论?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往往和民族英雄问题纠缠在一起.争论最热烈的是岳 飞算不算民族英雄.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讨论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时,总是 离不开岳飞,因为他是民族英雄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应当首先确 定什么是封建社会里的爱国主义?什么叫做民族英雄?关于前者上文已谈过 了,现在谈民族英雄.反对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岳飞的对 手是金人,金人不是外族,金国不是外国,如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就把金人 视为外族,把金国视为外国了.民族英雄系指反对外族入侵的人,而岳飞所 反对的不是外族的入侵,因而不应称为民族英雄.这个论点的前提是,金人 算不算外族,金国算不算外国.根据我们上边的分析,民族与国家是应当分 开的,金国可以不算是外国,但金人应当算是外族.金兵攻下汴京,掳徽、 钦二帝北去,应当算是侵略.我们认为,金人从外族变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 成部分,有一个转变过程,无视这个转变过程,把当时的女真族看作中华民 族的一支,因而认为女真人侵宋,不算侵略,这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是违 背历史真实的.我们历史工作者决不能混淆古今,不能用今天的情况来讲历 史上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坚持历史主义这个原则,否则无法讲述过 去的史事.如果不承认金人是外族,不承认金兵攻宋是侵略,那将怎样解释 河北义兵自发的抗金活动?将怎样解释南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等上书,请 罢宰臣黄潜善、汪伯彦?将怎样解释南宋将领,如岳飞、刘琦、吴玠等人之 奋勇杀敌?将怎样解释南宋文人如朱熹当孝宗初即位时即上书请北伐?将怎 样解释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词中所表达的他们恢复中原的呼声?将怎样解 释后世在西湖边建立鄂王庙,并塑造秦桧等四人的跪像?"四人帮"之流否 定岳飞抗金,在10 年动乱期间,捣毁了岳王坟,去掉秦桧等的跪像, "四人 帮"倒台之后,岳王庙又重修起来,秦桧等跪像又重立起来.这不说明今天 人民对岳飞和秦桧还有正确的评价吗?又清人戴璐著《藤阴杂记》,记都中 轶闻琐事,中有一条云:"金鱼池西精忠庙,祀岳忠武……庙设烟火,人竞 往观.又土塑秦桧,以煤炭燔之至尽,曰'烧秦桧',盖仿火判之形也." 都中此举必得清帝许可,可见满族人亦不反对岳飞之抗金,并深恶秦桧之卖 国.满人为女真之后,可见满族亦无民族偏见,我们更不必以伤民族感情作 杞人之忧.它如文天祥之抗元,史可法、郑成功之反清,皆已成历史,对他 们应有正确的评价.有人说,如果否定岳飞的爱国主义,否认他是民族英雄, 等于肯定秦桧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或者说,秦桧的投降主义是执行了民族 团结政策.这话不是开玩笑,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什么 是抗战,什么是投降.历史上的人物给后人做出榜样,后人以前人为榜样, 得到历史教训.学习历史正是为了发扬爱国主义,打击卖国主义,在这个问 题上,一定要黑白分明,容不得半点模糊. 关于民族英雄一词,我们同意不能滥用,应以抗击敌人入侵的人物为 限,问题在于他们的对方是不是敌人.有人以宋与辽、金、西夏的对立比做 三国时的魏、蜀、吴,这是不对的.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汉族建立起来的, 它们中间没有民族矛盾,可以看作三个地方政权.晋灭吴后,归于统一.这 里不存在外族入侵问题.十六国时期,北方十六国除前凉、西凉是汉人建立 的外,都是外族建立的,但它们和宋与辽、金、蒙古的战争仍然不同,因为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汉化了,因而民族矛盾不是很大.所以王猛仕于苻坚, 并没有人骂他卖国.至于苻坚大举入侵东晋,酿成淝水之战,这是他个人野 心太大,还不能看作民族战争,有人拿这个和宋与辽、金之战相比,是错误 的.总之,对历史上由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对抗应如何去看,应作具体分 析,不可一概而论.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必要的工 作.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方法,是我们今后在历史研究上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必由之路.问题虽多,89 89 只要坚持两条根本方法,即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事实出发,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不歪曲事实以迁就教条,信守"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从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去探求中国历史发 展的规律,我相信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定会取得突破的. 第三章 论史料 在历史研究法中要着重讲史料,史料就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材料;无 论搞什么科学,没有材料都是不行的. 解放以来有这样一种倾向:有些人忽视对史料的研究,他们没有下一番 功夫对史料进行分类、比较、鉴别与整理,甚或对前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 就也不了解,就单凭着个人的主观意见决定对史料的取舍.他们不是在正确 理解和运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去把握当时的社会全貌,去寻找掩盖在历史表 面现象下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是机械地套用从某些社会发展史教科书中搬来 的教条,去写主观想出来的空论文章.这样就势必导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的恶习.这些人在写文章时,对合于自己需要的史料就用,不合的就不用, 这种倾向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坏的.因此,我们应当对学术界这种风气进行批 评,以求得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成为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必备的品格. 有些人认为只要懂得马列主义历史理论就行了,搞史料没有用.这是一 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排除了历史唯心 主义把思维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错误倾向,而是从社会存在中找出历史发展的 根源,同时也找出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分析历 史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现象,以求得其规律的方法论.离开史料和史实而 空谈理论的弊端,曾给我们学术界带来过极坏的影响;这种学风必然导致对 马列主义的片面理解,甚或断章取义.它是和马列主义大师们所倡导的学风 相违背的.经典作家们是十分重视史料的,马克思说过: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 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 23 页). 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每天去大不列颠博物馆查阅各种资料,辛苦 工作了约 20 年,在这样极其充分地利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才写作成功.毛 泽东也是非常重视材料的,他讲过不少重视史实、重视调查研究的话,这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下面我们谈谈关于史料的类别、价值、搜集、鉴别和解释这几个问题. 第一节 史料的分类 史料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方面讲,凡是人类过去活动的一 切遗迹,都可以作为史料;甚至自然活动的遗迹,也可以作为史料.如地震、 火山爆发之类虽属自然现象,因其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所以也在史料的 收集之列;不过我们一般讲历史,重点还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当然,研究 对象的不同,会使我们对史料内容的选择有所侧重.例如研究古代科学史与 研究古代政治史,不论从取材与论述方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 不能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把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相距较远的东西,排除于 史料之外.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史 料会越来越复杂,分类越来越细,历史工作者所要掌握的史料也将越来越专 门化.为了说明方便,我想简单地把史料分为以下三种:有文字记载的;没 有文字记载的;介乎二者之间的. 一,有文字记载的史料 这里又可以再分为几类: 1,正式的史书.如《尚书》以及二十四史、 《清史稿》等所谓"正史"; 《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战国时的魏国史书.随葬于汲郡魏襄 王墓中,此书西晋初被人盗发,始行于世,后亡佚)、《通鉴》等编年史; 《左传纪事本末》,宋、元、明、清各朝纪事本末等;再有专讲历代典章制 度的"九通"、各朝"会要"及各种实录等.上举这些都属史书范围. 2,本身不是史书,但可以作史料来用.如《诗经》,本来是文学作品, 但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对于西周史,它是相当重要的史料.《易经》, 本来是讲占卜的,但是它与后人写的《易传》,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再如 先秦诸子,从《论语》 ① 以下,都是研究先秦思想的重要史料.很多文学作品, 如《楚辞》、《昭明文选》、历代大家的诗文集等,都包含反映当时社会现 实的东西,因而也都是很有用的史料.战国、秦、汉时代的《山海经》,是 研究神话的重要史料,但其中也包含一些上古时代的可信的史事. 《水经注》 和各种地理书、各州县的方志等等,都是史料.其他如清朝的"邸报"(官 方公报)、官方的公文、大臣的奏疏、私人记载的笔记、书信、日记等等, 其中也往往保存有重要的史料.再如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唐代户籍、地契, 近年在南方特别是安徽屯溪发现的明清时代的地契,曲阜孔府发现的材料等 等,都可以归为一类. 3,甲骨文、金文、石刻(如著名的秦国石鼓文,共十鼓,它们的年代 现在还有争论,可能是春秋初期的物品)、帛书(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 的《老子》等帛书)、竹简(解放后发现很多,如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云 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等地的汉简,甘肃居延发现的汉简 等)、碑文(如唐代的《吐蕃会盟碑》、《突厥阙特勤碑》是研究唐朝与吐 蕃、突厥关系的重要史料.明代立在黑龙江入海处的《永宁寺碑》是明初我 国势力已进入黑龙江流域的铁证.它如郑和布施碑、葛贤碑等).上述种种, 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若干刻于量器和权(秤锤)上的秦始皇诏 书、敦煌唐人写经和地契文件、税收条款等,都属这类. 4,从唐以来,陆续编了一些"类书",这是古人为我们保存下来的珍 ① 封建时代,以《论语》为经,我们现在把它看同诸子. 贵史料.自从秦朝焚书以来,历史上每动乱一次,就有大批书籍亡佚失散, 今天存留下来的古书,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后来人们想了个办法,把古 书上有用的东西一段段地抄下来,分门别类地编在一起,这就是类书.如唐 人编的《初学记》、《艺文类聚》,宋人编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等,都保存有许多今天早已亡佚的古书中的材料.明代的《永乐大典》也是 一种类书,但它不是一段段的摘录,而是整部书地抄在一起,共2万多卷. 但因迭遭战乱,现已所存无多.清人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一种类书, 还保存完整.由于类书中保留有古代亡佚的史料,这启发了学者开始将已亡 佚之书的幸存部分汇集在一起,叫做辑佚.清人马国翰的 《玉函山房辑佚书》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5,还有一些非汉语的文献,对我国历史作过一些记述.如《马可波罗 游记》、波斯人拉施特写的《蒙古史》,对研究元代的历史很有帮助.朝鲜 人写的《李朝实录》、清人入关前的《满文老档》,对研究清先人的活动, 清初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再有,中国人到国外游历写 的游记,如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类,都保 存了有关古代中西交通和印度等国的宝贵史料. 上述诸种,都是有文字的史料,这里不过略举数例. 二,无文字记载的史料 1,人与动物的化石.象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这本身就是研究人类的 史料. 2,人类制造和使用过的工具.如石、玉、木、铜、铁制的器具,都能 反映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生产发展的水平,是研究古代物质文明和艺术的宝贵 史料.特别是铜器,不仅数量多,艺术价值也很高. 3,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如西安半坡,它再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 和生活情况.此外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唐三彩陶器等,都部分的反映出当时 的生活情况.建筑如房屋、宫殿、庙宇以及壁画、画像石等等,都是十分重 要的史料.山东画像石和南阳画像石的内容都十分丰富精彩,对地主和贵族 们的宴会、狩猎、娱乐、杂技等等,表现得非常形象生动.再如敦煌、云冈、 龙门、麦积山等石窟,都是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宝贵史料. 上述这些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文字,但都有很高史料价值. 三,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史料 有一类实物, 上面有很少量的文字. 如战国时期三晋用的货币——布 (由 农具镈转化而来),上面铸有出产地名;其他如齐国、燕国用的刀币,楚国 用的锾,秦的半两钱,汉的五铢钱等;此后历代的钱上还铸有年号,如唐代 的开元通宝等.再如古代的剑,象现存的越王剑、吴王剑,上面有美术化的 文字(古人叫它"鸟书"),古代的铜镜,上面也常有表达吉祥意义的文字. 还有印玺之类,如汉代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 "鄯善都尉"印等,反映了汉朝和西域各民族的关系.这些东西,无论是实 物,还是上面的文字,都有史料价值,都很值得认真研究. 第二节 史料的价值 史料千差万别,种类很多,使用起来,价值并不一样.特别是有文字的 史料,其价值的大小差异很大.根据作者与他所记叙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 点的距离远近,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类: 一,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当时人的记述,这类史料的价值最高,是所 谓第一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它是殷王占 卜的记录,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与事实出入较小,因而价值最高.现 在我们研究殷商历史主要根据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记·殷本纪》等,因为 后者不是当时人或当事人的记录,所以史料的价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历史的史料,除了《周书》和一部分《诗经》外,第一手材料 便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铜器铭文殷代已经有了,但一般文字很少,最多不过 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别是周代中期以后,铭文动辄三四百字,所以有人 说,一篇铭文便顶得一篇《尚书》.这些铭文自宋以来已有记录,往后越来 越多,清代后期铜器大量出土,一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面的铭文大都已著录 成书.解放以后,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铜器更多,尤其是在陕西、 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发现.这些出土铜器的铭文,是价值极高的文 字史料.这里举几个例子: 1976 年,临潼出土了一件铜器《利簋》,铭文中讲到武王伐纣,没讲年、 月,但讲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灭纣,过去史书都这样讲,但究竟 可靠不可靠呢?很难肯定.而现在由铭文得到了证实. 1965 年,宝鸡出土了一个《何尊》,记载成王五年曾经迁居于洛阳.这 件事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有了《何尊》的铭文,这件事就清楚了. 武王临死嘱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时迁居 洛阳.至于什么时候又迁回镐京?现在还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却补充 了成王迁洛的史实. 1975 年,在扶风县发现了一个叫"裘卫"的大贵族做的盉和两个鼎,上 面的铭文记载了他与其他贵族做的土地交易.这些都是古书中所没有的,我 们只是从铭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 年,在河北省灵寿县发现中山王的壶和鼎,上有长篇铭文.中山是 战国时的一个小国,春秋时叫鲜虞,属于白狄,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民族.中 山王舋(有人读作错)的壶和鼎上,都用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其 中讲到了在齐宣王伐燕时,中山国也趁机伐燕,夺了一些土地财物.齐伐燕 事,见《孟子》、《战国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机伐燕的事却不见记载.铭 文又记载中山王的"相邦"(即国相)名赒,《战国策》中叫司马喜,他是 司马迁的远祖.司马迁曾在《史记》自序中讲到:司马氏在卫国,有人相中 山,指的就是他.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过去很少,而这些中山铜器的出土, 就补了这个缺.这些铜器在制作上,采用了错金、错银的方法,非常精美, 这说明当时的中山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与西周 的铜器铭文基本上一致,带有战国时的作风.但是有的字写法很特殊,比如 "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说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各国文字差 异还不小.过去有人认为秦以前各种文字基本相同,从这些铜器铭文看,这 种说法是不对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发掘物以外,第一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况就 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国,光是现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一手材料,就已经 很多,并且还在不断发现.尽管其中多数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 的论述当然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但总还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反 映了太平军活动的情况.再如辛亥革命,因为时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一手 材料就更多了.有些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现在还在世,他们写的回忆 录都是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以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一点应该注意: 当时人的记载也并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讲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些私 人笔记尽管是当时人写的,但其中很多内容得自传闻,或抄自官书,就不一 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一部书一部书地作具体分析. 二,后人写的东西.古书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只有 少数例外.例如《史记》,从黄帝写起,直写到汉武帝时代(现在我们所见 到的《武帝本纪》是后人取《封禅书》补作的,原来叫《今上本纪》,因为 原作很多地方触犯忌讳,所以失传).《史记》记汉初以来的史事,可以当 第一手材料看.至于讲秦以前的事,就差多了,因为很多都是传闻,究竟是 否靠得住很难讲.大家都知道,西周在厉王和宣王之间有 14 年的"共和时 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 是中国有确切纪年之始.什么叫 "共和" ? 司马迁解释为周公、召公共同管理国事.他这样讲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 道.先秦古书,如《左传》、《吕氏春秋》等都不这样讲,而只说是共伯和 (共是封国名,和是共伯的名字)代替周王管理政事.这就形成了两种说法. 从一般情况推测,司马迁的说话更合理一些.因为周、召二公是周之世卿, 由他们摄政比较合理.但推理究竟不是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说.因 为这一类记载都是属于传闻性质的,如果没有更原始的材料,就很难确定. 再如《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所以它记载战国史事是极可靠 的.原书虽已亡佚,但在后人的书上,如《水经注》、《史记索隐》等颇多 引用.为什么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要引用《竹书纪年》呢?因为它与 《史记》记事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现在我们比较二书,《竹书纪年》记战 国年世多正确,因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是当时人的记录.《史记·六国年表》 有很多错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这些错误,并把它们改正过来,就是靠的 《竹 书纪年》.但是《竹书纪年》记春秋战国以前的事,如记夏、商、周的事就 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同一本书,不同的部分,作为史料来说,价值也是不 一样的.一般讲,讲当时的比较靠得住,讲先代的就不一定靠得住,越古的 事越靠不住.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政 治,引用传说故事作为自己理想的根据,这种情况在先秦诸子中几乎普遍存 在,不过有多有少罢了.《史记·五帝本纪赞》就指出:"百家言黄帝,其 言不雅驯."由此可以看出,同是上古一个人,后世强加、附会于他的形象 和思想均不同,往往言过其实,或被歪曲,难以取信. 前面说过,后人写的东西大多数只能做二、三手材料看,但有少数例外. 什么是例外呢?有的东西,虽然是后人记载的,但是,第一,相距年代不是 太远;第二,除此以外没有比它更早的记载;第三,它的内容没有什么可疑 的地方.对这类东西,我们就不妨当作第一手材料看.比如《论语》是孔子 的再传弟子记录的,所以其中除了孔子的话,还有弟子们的话,这些话虽然 不是孔子写的,也不是他亲自教授的弟子写的,但我们没有比它更可靠的东 西了,所以,讲孔子的行事、思想,只好把它看做第一手材料.其它的有关 孔子的材料是否可信,就要以《论语》做标准来衡量,合于《论语》的,大 概就可信;不合的,就不可信.例如汉儒编写的《礼记》中讲了许多孔子的 话,有些可信,多数不能看作孔子的言论. 在这类史料中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古代许多书籍,特别是先秦 诸子,侧重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问题.他们对古史的追溯,往往反映了思 想家的历史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借以表示这种观念的古史体系呢?比 如韩非的历史观,是反映一种进化论,还是退化论的观点?他从远古蒙昧状 况及其发展中,理出了人类发展的程序,如他说的有巢氏、燧人氏等;可是 他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 这将如何解释?再如《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之世的表 述, 有人认为是孔子的理想国或历史观, 可是这样重要的思想不应不见于 《论语》,并且和孔子的思想不合.它也被一些学者作为说明上古历史的史料来 使用.这些做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值得商榷.古代思想家的历史观和他们借 以说明这些观点的古史体系之正确与否是两回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历史观 中吸取对我们认识的历史有积极作用的思想,但不能局限于他们在千百年前 依据推测而得出的结论,在运用材料上更是这样.我们应当从科学的角度出 发,运用有充分根据的可信资料去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不是利用历 史传说、甚或某些人编造的古史系统来确立自己的观点. 三,更晚的人讲述的古代历史.这种东西没有多少史料价值.三国末年 有谯周写的《古史考》,西晋时有皇甫谧写的《帝王世纪》就是这类东西. 这两部书已亡佚,但唐代人注 《史记》时,引过他们的书.司马迁写 《史记》, 从《五帝本纪》开始,是表示五帝之前全是神话,不足置信.但司马贞却补 写了一篇《三皇本纪》,实在是无识.到了宋朝,类似东西更多,如邵雍的 《皇极经世书》,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记》,罗泌的《路史》 等很多是无用的东西.清初马骕作《绎史》,几乎把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搜 罗进去,以多为胜,不问它是否可信.这些书都是讲秦以前的上古史,离著 书人的时代是很远的.它们的内容是根据什么呢?主要就是根据历代相传下 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真正可靠的材料.所以这类书是没有什么史料价值的. 与此相仿的还有一种情况:从汉以来,很多人习惯于抄书,东抄一点, 西抄一点,拼凑成书.比如《韩诗外传》,是解释《诗经》的,怎么解释法 呢?是先讲一个故事,再引诗,这叫以事证诗.《荀子》书中大量用过这个 办法,韩婴也用这个办法,好多地方直抄《荀子》.汉人写的《礼记》,有 的也是大篇抄《荀子》.刘向的《说苑》、《新序》都是讲故事,这些故事 都是抄来的,抄《吕氏春秋》的很多.所以刘向虽然是有名的学者,但他写 的这类东西却并不一定有多大价值. 东汉末年王充写的《论衡》非常有名,他很讲究记事要"实",而反对 "虚".是不是《论衡》里讲的都靠得住呢?也不见得. 《论衡》里有个《讲 瑞篇》,其中说到孔子聚徒讲学,曾经出现"三盈三虚"的情况."四人帮" 批孔时抓住这段话大作文章,说少正卯当时也在鲁国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被 少正卯吸引走了,这样先后反复了三次,所以叫做"三盈三虚",只有颜回 一个人没有去."四人帮"用这个来贬低孔子,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有人说 这段文字抄自《孔子家语》,也不可信.汉代《家语》已失传,即令存在也 不会有这类贬低孔子的话.因为 《家语》是 推崇孔子的.至于今本 《家语》是魏晋间人王肃所伪造,远在王充后,王充怎能抄他的书?何况今本 《家语》亦不载此事.再从事实看,相传孔子的高足弟子就有 72 人,《史记》里 列举了那么多,孔子死后,子贡在墓旁守庐三年,这些《史记》都有记载. 反之,少正卯如果讲过学,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主张?他的弟 子有谁?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这件事就和两个儿童以晨之日与午之日孰近 而难孔子,借以否定孔子为圣人一样,均属于儒家的反对派为否定孔子学说 而杜撰出来的故事,不可据为信史.《论衡》这本书以反虚妄出名,很有唯 物主义的味道,却讲出这样荒唐故事,而信以为真,可见对古人也不可迷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对主要侧重于论述思想及政治主张的著作, 我们应和历史专著等记述有所区别.它们在论述历史时所取的态度有很大的 不同.前者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和主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为了达到他们的目 的,往往歪曲历史的真实,以达到说服别人和树立自己学说的目的.后者则 尊重于史实,以求历史的真实为目的.所以当两种书在记述同一历史事件有 矛盾时,我们将何去何从就很清楚了.何况后代的著作中,从思想史的角度 去追溯古史,其观点可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去看,就不 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三节 史料的搜集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讲讲. 关于史料的搜集工作,过去在我国做得很差,现在比较重视了,但刚刚 是开始.在外国,很早就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搞有分类的史料书,使 用时非常方便,我们却没有.所以,许多工作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去做.我们 平时看书, 应该随时留心, 看到材料就记下来. 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材料呢? 这就是必须带着问题去看书.不带着问题去看书,就找不到材料.有时一本 书甚至看了好几遍,还是好象收获不多,这就是因为没有带着问题去看.脑 子里如果没有问题,即使材料明明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由于无论哪一 种材料都是散见于许多书之中的,所以只有带着问题,才能做到披沙拣金. 其次,搜集材料要多看书,要不怕麻烦,要手勤,即便有的问题自己目前不 研究,只要有价值,也要抄下来,因为将来很可能有一天会用上.材料最好 抄在卡片上,抄的时候要注明这个材料来自什么书,什么版本,作者、页数 等等,这样找起来就很方便.还有的材料原文很长,书又很常见,那么就不 必全抄下来,抄个提纲就行了.看见有用的材料,一定要当时记下来.我们 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时没记,事后要用了再去找,那就很费事了.卡片 抄得多时,就要分类,使用起来才方便.收集材料是很麻烦的事,但这个工 作一定要做,因为这是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现在我们已进入电脑时代,应 当利用电脑把史料的整理归类工作做好,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这里我想讲讲自己的一段经验.1975 年,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古 代史教研组整理搜集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材料的工作,搞明末农民起义一段. 我尽量寻找第一手的材料,因为讲明末农民起义的书虽不少,但大都是彼此 抄来抄去,价值不大.我注意找的是当时的官方记载,以及官军统帅如杨嗣 昌、洪承畴、卢象升、吴甡、孙传庭等人的公文、奏章等等.当然这些东西 里有不少统治阶级对农民军的攻击诬蔑,也有夸大胜利掩盖失败之类的不实 之处.但他们的奏疏是要上报皇帝的,所以其中叙述的史事不会伪造得太离 谱,否则一旦被发觉了,便是欺君之罪,因此他们所讲的基本事实应当是可 信的.这些材料都是一些线装书,北京图书馆把这些书收藏在柏林寺内,我 经常去那里抄材料,差不多抄了一年,可见这个工作多么麻烦.通过那一段 的查找材料,我发现了不少问题.现在一般说的关于李自成的活动情况,很 多地方与事实不符,详见下章.其所以致误是由于把高迎祥(号闯王)的许 多事,都归到李自成(号闯将,后号闯王)身上. ① 由此可知搜集材料的工作 虽然很艰巨,但确是十分重要的,不亲自动手去做,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而只有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才可能对你所研究的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 我讲这段话,目的在于告诉读者,要搞研究工作,就不能怕麻烦,首先要做 搜集材料的工作.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问题,这就是摆正比较系统地读书和各取所需收 集材料之间的关系.如果要论述某一个问题,即使将全部的材料都收集起来 了,并经过排比和取舍,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否可以说准确无 误呢?我认为不一定.因为研究历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不仅要有点, 而且要有面,有整体.如果我们不是从全局的角度去理解某一点,而把视野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5 期). 仅仅局限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能犯"一孔之见"的错误.在收集史料方面, 外国学者由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其工作比我们做得好,他们将有些中国历史 问题的资料统统输入计算机程序,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容易出成果.在这方 面,我们应急起直追,利用计算机来储存史料.外人研究我国历史在收集史 料上用力甚勤,收获很大,但在对许多问题论述上,往往达不到"鞭辟入里" 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中国缺少建立在大量感性知识上的理解.我 们现在研究古代历史,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对古代文献中最 基本的史料,有比较正确、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去收集材料,去发现问 题,去研究问题.这样,我们可能和别人收集的材料一样,但因为我们有了 整体的历史观念,在论述问题时,我们所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差 别了.前些年,学术界存在着先有观念,再找材料的错误倾向,是应该杜绝 的. 第四节 史料的鉴别 史料收集之后,不能不加区别地拿来使用,还要做鉴别的工作.史料的 鉴别,主要是要搞清史料的真伪和年代.材料的真伪、年代搞不清楚,多好 的材料也不能轻易地引用.一般地说,材料的真伪和作者、年代是密切不可 分割的.我们可以通过对材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史实、思想源流、文体风格等 方面的考察,发现矛盾,推究真伪,找到真正信实可靠的史料.在这个意义 上说,史料的鉴别,是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基本工作. 我们说史料的真伪,首先是指古书的真伪.因为其它的史料,如甲骨文、 铜器铭文,虽然也有古董商伪造的赝品,但毕竟为数不多;解放前后,考古 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甲骨和铜器等,当然不存在伪造的问题.古书的 伪造却是大量的,所以我们重点谈一谈古书的辨伪. 伪书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私人没有著书立说的 条件.战国百家争鸣,各家学派著书立说,或"述而不作",或依托古人, 给自己的学说找根据,于是出现了伪书.如《管子》、《商君书》、《晏子 春秋》,就是战国时人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地位而托名管仲、商鞅、晏婴的; 《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等所谓"虞夏书"和"商书"中的大部分, 也是后人对古代社会的描述,而不是当时人的写作.这种托名古人而立说的 风气,在战国秦汉间非常盛行,并对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 此后,由于王朝的兴替、战乱的频仍,古代典籍往往大量被焚毁或佚散.新 朝初兴后,重新征集图书,这样就给作伪者以可乘之机,此时往往有大量伪 书出现.所以,我们从古书的一废一兴中,可以看到古老的原始记载日趋减 少,但对古代社会进行描述的新作却越来越多,其内容也越来越离奇.这就 要求我们在运用史料之先,要严格的区分真伪,明确其时代,然后才能决定 这些材料能否使用. 伪书的种类很多,伪造的方法也各式各样.有全伪的;有书不伪而托名 古人,因而被认为伪的;有真书中杂有伪的;有真书已亡,后人伪作的.下 面扼要地谈谈各式各样的伪书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在使用这些书当作史料 时,自然要特别提高警惕,以免上当. 一,有些伪书是应时而生的. 战国以前无私人著作,直到战国初期还是如此.孔子、墨子、孟子这些 大学者都没有著书,他们的书都是学生们的笔记.战国后期,私人讲学之风 盛行,产生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有学者亲手写书,如《庄子》内篇、《荀子》、《韩非子》.有请宾客创作,如《吕氏春秋》.同时也出现一批假托 古人的书,如《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等,形成一个时期的流 行的作风. 秦始皇焚书之后,中经楚汉战争,古书损失殆尽.到汉武帝时下诏求遗 书,于是就有人趁机大造伪书以图利,于是西汉出现大批伪书,托名古人名 人.我们在《汉书·艺文志》里看到不少托名神农、黄帝、力牧、伊尹等人 的书,这些书,只看书名即可断定是后人伪造的.神农、黄帝只是传说中人 物,当时有无文字都成问题,怎能著书?汉武帝时,东莱张霸伪造《尚书》 百二篇,当时即被揭穿.隋文帝时下诏求遗书,刘炫伪造《连山》、《归藏》 两部易经,也被发觉是伪造.刘炫是有名的学者,也干这种事,不过图谋名 利,结果事发,被免官. 二,古代文书失传,后人遂伪造补缺. 这种伪书最明显的例子是伪古文《尚书》.西汉古文《尚书》不知亡于 何时,于是晋豫章太守梅赜献上古文《尚书》,还有孔安国的序及传.今《十 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宋蔡沈作的《书集传》都用梅氏的伪古文.宋人 如吴棫、朱熹已开始怀疑,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把它的伪证 都揭露出来.继之而起的有惠栋的 《古文尚书考》、崔述的 《古文尚书辨伪》、 程廷祚的《晚书订疑》,于是伪古文《尚书》被判死刑.虽然有人为它辩护, 然因铁证如山,无法翻案,不过伪造者是谁还不能定论.又如《竹书纪年》 是魏国的史书,出自汲冢,无疑是真书.大约在宋初,此书失传,于是后人 又伪造了一个《竹书纪年》,其书体例与原本不符,伪证很明显.我们称原 本《纪年》为古本,后出的伪作称作令本,加以区别. 三,由于学派的斗争,伪造古书以打击对方. 这类的著名例子是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按《汉书·艺文志》有《孔 子家语》,颜师古注为"非今所有家语",可见唐人所见家语已非汉代之旧, 而是王肃的伪作.《礼记·乐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 "其词未闻."孔颖达作疏说:"王肃作《圣证论》引《家语》阜财解愠之 诗以难康成."又载马昭之说,谓《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今本《家语·辨乐解》中有其词,盖王肃伪作以打击郑玄.宋王柏作《家语考》已揭 其伪,清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辨伪》,于是此书伪作遂 成定谳. 四,古书本不是有意作伪,因误题著者而为伪. 此类书如战国时期很多著作,托之古人.如《管子》、《老子》、《孙 子兵法》、《商君书》.汉代有《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山海经》、 《周髀算经》等.这类书如能确定其年代都可当真书来用.例如《管子》本 是战国时期法家的著作,其中搀杂着法家以外的东西很多,除去这部分,它 是一部很好的法家的代表作,但是与管仲无关.书中《小匡篇》记管仲政绩 与《国语·齐语》大致相同,出自战国人之手,也不能看作管仲的行事. 《老子》本名《道德经》,从各方面看,尤其是从先秦思想源流来看,可以肯定 不是孔子的前辈老聃的作品.如果一定说它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老聃的著 作,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伪书.如果把它看作战国时期道家的著作, 那就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孙子兵法》是一部非常卓越的军事著作, 但托名春秋末期的孙武,实在缺乏根据. ① 《商君书》也是战国时期的法家著 作,但没有充分的根据说它是商鞅作的.《本草》、《内经》都是汉代的有 价值的医书,但前者托名神农,后者托名黄帝,则是大错.《周髀算经》是 汉代有名的数学书,硬说是周公作的,便成笑话."周"字代表圆周,"髀" 是股,借三角中勾股的股,与周公何干?《山海经》是汉代讲地理与神话的 书(有汉代地名为证),与禹或伯益无关,妄托古人,实在无谓. 五,有意作伪书,以欺世盗名. 如东晋人张湛注《列子》.《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其 后亡佚,于是晋人张湛伪造此书,并加注,其中虽有些古代传说,但总的来 说决不是先秦的作品,因为其中有佛学思想,决不是先秦所能有的,所以它 的伪书面目终于被揭露出来. 与张湛的情况相类似的有明人丰坊, 他伪造 《子①参考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26 期,收入《中国史探研》). 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以欺世,很容易就 被揭穿了.这一类的伪书无丝毫价值. 六,真书中杂有伪作. 这种情况在古书中常见,但经常被学者忽视.比如《左传》杂采春秋时 各国的史书而成,可是象晏婴与齐景公和晋叔向的对话却是战国时人的伪 作.这又见于《晏子春秋》中,也是战国时人的伪作.《庄子》的外篇、杂 篇不是庄子作,这已为大家所公认. 《史记》中10 篇有录无书,张晏说: "迁 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 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今本《史记》, 10 篇都在,显然是后人作的.又《史记》记事止于太初,今本太初以后事, 乃后人补作,虽不算是伪书,但非司马迁作,这应当区别清楚. 又古人无纸,写书都用木简或竹简,非常笨重,制简并不易.于是有人 在简末空白处记些与本文毫无关系的东西,后人在传抄中把这些东西也抄入 文中,如《论语·季氏篇》末有"邦君之妻"一段,《微子》篇末有"周有 八士"一段,《礼记·王制》篇末有"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一段, 又有"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一段.这些都与本文无关,虽不是有意作伪, 但不是本篇文字,应加区别.这类情况在古书中经常见到,应加注意. 七,伪书中杂有真书. 伪书中杂有真书或真事(传说或神话)也是常有的事,因为伪书之成多 半杂取古书拼凑而成,往往真伪不分,所以伪书中也会出现真事.比较著名 的例子是《逸周书》,此书是战国时人根据一些关于文王、武王、周公等人 的传说而伪造的,其文章特点是四字句或六字句,排比整齐,多用数字,文 字易懂,无深奥难解之语.其文体与真《周书》各篇迥然不同,故其伪造之 迹,可一望而知.但其中的《度邑》《商誓》《皇门》《芮良夫》《祭公》 诸篇则文句古奥,与真 《周书》各篇相似. 《世俘》篇是被窜改过的 《武成》, 其中真假皆有.又如今本《竹书纪年》是后人伪造,但其中有抄自古本《竹 书纪年》者,自可认为真书.又有为古本所无者,如殷王祖乙"十五年命邠 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高圉、亚圉二名虽见于《左传》与 《史记》,但邠侯则不见于古籍,疑此当有所本,非伪作者所能杜撰.此类 例子尚多,善读书者自能辨别真伪. 八,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有人写他的理想国,而托之前代,很容易 误人,《周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礼》原名《周官》,讲周代官制.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搜求古书,得《周官》,上之秘府,诸儒不得见.哀帝 时,命刘歆校理秘书,始得著录.可见其书晚出,先秦诸子无人征引.关于 此书的著作时代,有人说是在战国时,有人说在西汉,有人甚至说在王莽时. ① 清代今文家说它是刘歆伪造,并无根据.其书自汉末郑玄作注,认为周公致 太平之书,但同时人林孝存作十论七难,加以驳斥;何休亦谓为"六国阴谋 之书".我们试以此书所讲制度与先秦古籍对勘,往往不合,可以证明此书 是秦汉间儒者所撰的理想官制,并非实有其事,如以此书讲周代典章制度, 那就上当.在本章第八节中我们还要谈到如何使用此书的问题. 总之,上述各种情况,说明古代伪书是很多的,研究我国古代史以这些 伪书作史料,那就会误入歧途. ① 见徐复观著:《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台湾学生书局,1980). 第五节 辨伪的发展 有人作伪书,自然会有人出来作辨伪工作.这方面的知识也不能没有, 今简单介绍一下. 古人很早就开始了辨伪的工作. 孟子读 《尚书》 , 就曾经说: "尽信 《书》 , 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对《尚书·武成 篇》提出疑问,而有所取舍,这就是辨伪的开始.但这时人门的历史观念还 是比较原始的,他们没有客观衡量古史是非的概念,而多是以某些思想原则 作为模式,去套上古的历史.孟子认为 《武成》不可信的依据就是其中有 "血 流漂杵"一语.孟子的见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根本不会有流血,更不 会有"血流漂杵"的事.相传武王伐纣,纣兵倒戈,纣自焚死,没有血流漂 杵的事是在意中,但只根据这点就否定《武成》未免过于主观,但古书不尽 可信则是事实. 我们说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思想史或文化史的一个大发展时代,同时 也是对古史记载开始混乱的时代.因为当时的学者都借"托古"来表达自己 的政治思想,因此就有各种各样的古史系统,这样又必然导致一些学者对这 些古史系统的否定.这一时期的辨伪,主要不是表现在对某本书是否伪作的 讨论上,而多是表现在对诸家编造的远古历史系统的否定上.例如荀子,他 对诸家所说的上古系统就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五帝之外无传 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禹、汤有传 政而不若周之察也……."这是从历史久远,故其政不可详知的角度,否认 各种传说的真实性.韩非的意见则更加激烈,他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 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举先王,必定尧、 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这种疑古的作风发展到汉代,由于伪书的大量出现而更加发展.《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书,好多都是伪书.凡书名下注有"依托"、"似依托" 等字的,就是班固辨伪的注文.东汉末儒家大师马融的辨伪眼光则更为犀利, 他不相信今文《尚书·太誓》篇所说武王伐纣渡河时,"白鱼入于王舟"、 "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史记·周本纪》引之)之类的传说.马融认 为,先秦古书,所引《太誓》都不见于今文《太誓》,这些神怪之事都属于 "子不语"的范围 ① ,确是很有见地的.可惜这种辨伪精神在此后很长时期末 被继承下来. 到了唐代中叶,疑古辨伪之风开始发扬,刘知几作 《史通》,有《疑古》、 《惑经》二篇,对《尚书》、《春秋》提出疑问.在《疑古》篇中,他针对 古代记载间的矛盾,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质疑,虽所论未必完全正确,但 此种风气一开,可以说对一向迷信古书,不敢提出一点疑问的食古不化的学 风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冲击.稍后有啖助、赵匡等人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 他们不信《三传》对于《春秋》的解释是正确的,因而主张学者读《春秋》 应当抛开三传,从《春秋》本文中去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当时著名的文学 家柳宗元承继了这一学风,对先秦诸子进行分析,认为《鹖冠子》、《鬼谷 子》、《文子》、《列子》等为伪书,甚至提出《论语》成书距孔子年代甚 ① 马融说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尚书正义》疏中. 远,"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柳宗元集》卷四).这些都为 后代学者深入辨析古籍的真伪,奠定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基础. 宋代疑古风气又进了一步,有的学者甚至怀疑经书.欧阳修撰《易童子 问》(《欧阳文忠公集》),辨《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作.其辨说 的宗旨是,《系辞》等杂取众说,择之不精,显然非出于一人,不是圣人所 作.这就从思想统一、内容统一的角度提出了辨伪的原则.欧阳修还对《周礼》提出了质疑,认为《周礼》是后出之书.他仔细地计算了六官之属见于 经者达 5 万余人,还不算下级官吏,这样庞大的统治机构在周代社会生产条 件下,是无法供养的.同时他还指出,从历史的记述看,"大抵皆秦制也, 未尝有意于《周礼》者".这两点论证,不论从分析方法和说服力上,都是 很好的.苏轼也从周初地域狭小,而《周礼》所载地域广阔的矛盾处分析, 指出《周礼》为"战国所增之文".这些对后代学者都有很大的启示.北宋 时期形成的疑古之风发展到南宋,就达到了新的水平.这里值得介绍的是郑 樵和朱熹这两个风格截然不同而都有功于辨伪的人.郑樵是位史学家,所以 他能从客观角度对古史及史料提出独到的见解.在《诗辨妄》中,他指出: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这就从拘泥于古人的藩篱中解 脱出来.他还指出:"《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 时人作."对前代学者的学术倾向,他也提出批评,如对郑玄,他认为: "郑 书生家,太泥于三礼、刑名、度数.""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 不识大道之本,自汉儒始."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至于朱熹,则 是一位思想家,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他上承二程的学术传统,试图用由上古 圣贤以至孔孟,再下沿至宋的"道统",作为一条思想发展的主线.但由于 时代不同,人们的认识与眼光也就不同于前了.在许多方面,由于朱熹具有 犀利的洞察力和系统的思想,他能对许多古史提出新的见解.他对古文《尚书》的真伪辨说非常有见地:"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 难读.""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 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朱熹将《易经》与《易传》分开, 《书经》与《书序》分开,《诗经》与《诗序》分开,《春秋》与《左传》 分开,这种作法对后代学者有区别地对不同时代的史料进行研究,有极大的 启示作用. 明代心学盛行.学者空言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但在辨伪方面也 出了几个著名人物,如宋濂、梅鷟,胡应麟等人.宋濂作《诸子辨》,按着 子书的成书年代和托伪时代的顺序进行排列,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方 法对后人很有影响.梅鷟著《尚书考异》、《尚书谱》等书,力斥古文《尚书》之伪,认为它是皇甫谧伪造.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孔序》及增多的 25 篇古文,都是从其它古书中摘录而来.这种方法,对清代阎若璩、惠栋等 进一步为伪古文《尚书》定案是有益的.到了晚明,胡应麟受以前诸人学术 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考辨工作上又有了新的进步,一方面扩大了伪书的范 围,遍及四部,著一部比较系统的《四部正》,一方面又把伪书分为 20 类,并总结出辨证伪书的八条方法,这些对后来的学者从事辨伪工作,有很 大的帮助. 清代考辨之风最为盛行,从文字训诂到古书、古史,无不加以批判、考证,此风至乾隆、嘉庆年间达到极盛.清初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是继 《四部正》之后的辨伪专著.其专攻一书的,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等书,专就《尚书》的真伪进行深入地研究,广证博引以求真,于是,东晋 出现的伪古文《尚书》被判处"死刑".清初胡渭的《易图明辨》,考出宋 人所传的太极无极的易图是道士陈抟搞的把戏,与儒家无关.万斯大作《周 官辨非》,指出《周礼》是晚出的东西,与古书古礼往往不合.其实《周礼》 一书不合周礼之处甚多,万氏不过发其端而已.乾嘉时期考古辨伪之风盛行, 有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辨伪》,把王肃伪作《孔子家语》 的根据都找出来了.清代辨伪著作甚多,不能遍举,以上只举几个例子. 研究古史离不开考证,辨伪是考证的第一步.把伪造的、不可信的材料 剔出去,才能得出确实的、正确的古史,这就是考证(详见第四章).就是 说必先破,才能有立;考证是破与立的结合.在古史辨伪考证方面,清儒取 得成绩最大的是崔述,他的名著《考信录》是在古史研究方面空前杰作.民 国初年,顾颉刚先先继崔述之后,在北京大学提倡疑古之风更力,他将自己 和当时人关于古史的争论文章编成为一书,名《古史辨》,又把前人辨伪之 作编成《辨伪丛刊》,这些对当时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我们现 在的研究者来说,对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与正确的结论以及其研究方法,都 要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这样,不仅我们可以对真正的古史有所把握,也不 会搞出许多笑话.对史料的辨伪工作,是史学界应当注意的当务之急. 第六节 辨伪的方法 古代伪书既然很多,情况又很复杂,我们在使用它们作史料之前,必须 知道如何辨伪.因此在本节里,我们谈一谈辨伪的方法. 一,最好的方法是从本书里找出写书时代的证据.找出书的写作时代, 也就为解决真伪问题找出了有力的根据. 一个人写书,思想烙印总要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任何一种书籍,只有后 代引前代的,不会有前人引后人的.托名管仲的《管子》,第一篇《牧民》 有一段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 廉耻不立. 按"寝兵"之说,是战国时与孟子同时的宋牼(宋钘)提出来的;"兼爱"是战国初年墨子提出来的;"全生"是杨朱的理论.孟子辟杨墨,因为 杨墨之学在当时盛行.显然这些理论是战国时的,而管仲是春秋初时人,这 就充分有力地证明《管子》不是管仲所作,而是成书于战国时期.《老子》 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说法."尚贤",也是墨子的口号.而《老子》 书中反对尚贤,正说明《老子》成书于墨学盛行之后.再如《老子》书中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的观念,他从"道" 是宇宙万物之起源的角度论述问题, 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第一次出现的. 《易· 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把"道"看作万物起源的观念,它和《老子》可能都是战国时代产生的天道观,都是超现实主义的.又如处于战国后 期的屈原在其名著《天问》中,还提出"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的问题,这证明在屈原的时代,已有人对天地起源的问题提出质 问.《老子》书中所提出的宇宙生成理论,从哲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再如《中庸》一篇,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儒才将它和《论语》、 《孟子》、《大学》合在一起,名为"四书",成为学者必修 的书籍.现 在有些研究者继承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代表了孔子的孙子子思的思想, 甚至还称其作《论语》与《孟子》一书在思想上有承上启下的承袭关系.但 《中庸》书中却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些都是秦始皇 统一中国以后的现象,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 "今天下"的"今", 不是指子思时代的战国,而是秦统一后的秦朝.这是《中庸》非子思所作的 可靠证据. 又如闰月,古人置于年终,名"十三月",见于甲骨文及金文.春秋各 国如何置闰还不太清楚, 可能也在年终 ① . 年终置闰一直维持到秦时, 《史记· 秦 楚之际月表》于二世二年书"后九月",因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终, "后九月"就是闰月.《左传》文公元年批评《春秋》"闰三月非礼也". 其实《春秋》乃前年年终失闰,并非此年闰三月,《左传》的批评是错的. 这样看来,《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② ,如果尧时历法有闰月,殷周 反用"十三月"之名,岂非历史倒退?一个"闰"字,显然是此篇晚出之证. 又如"冬至"、"夏至",古人无此称法,孟子只称"日至",《左传》名①春秋时期,各国历法不尽相同.以鲁史为根据的《春秋》有"闰月"之名,书于年终,见于文公六年及 哀公五年. ② 见上注. 冬至为"日南至",推测夏至可能叫"日北至",也 有叫"长至"或"短至"的.一直到战国末的《吕氏春秋·有始览》才有"冬至"、"夏至"之名.可是《夏小正》称冬至,《周髀算经》也叫"冬至"、"夏至",显然 这些是秦汉间之书,不能用《夏小正》来研究夏时.《管子·轻重己》也有 "冬至"、"夏至",可知也是秦以后作品,与管仲无涉. 二,拿你要考查的书跟公认靠得住的书或其它史料如甲骨文、金文去作 比较,看看有没有矛盾之处. 同时代的书,所记载社会史实、思想潮流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书虽然 亡佚,但其书原本的记事或议论的片断往往为他书征引而保存下来.通过相 互参照比较,往往能发现矛盾,确定真伪.比如《周礼》,秦以前的古书没 有一本引用过它.其书体例、系统完整,文字的条理性和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都跟西周的古书迥然不同.更重要的,《周礼》的一些制度,如封国、官制、 土地、赋税等都跟先秦其它靠得住的古书记载不合.《孟子》讲封国说"公 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 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比《孟子》所说大得多. 《尚书》、《国语》讲王畿之外有五服,《周礼》则扩大为九服.土地制度,孟 子讲周代行井田,《周礼·大司徒》与《遂人》所说则不是井田,受田制度 也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同.至于官制、兵制特别是赋税制度、沟洫制度, 更是西周古书所未见.不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详备而众多 的官僚.不论从哪方面看,《周礼》这部书显然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决不是 西周的真实情况,这是可以肯定的(关于《周礼》当作史料如何使用的问题, 在下面还要谈到). 三,从文体风格、词汇方面去考查. 不同时代的著作,其体裁、文风、用字、句法都有各个时代的特点. 《尚书》中《周书》各篇年代较近,文字反而"诘屈聱牙",非常难读,但伪古 文《尚书》如《大禹谟》等篇,年代较远,文字反而浅显易懂,这不是很奇 怪的吗?显然这些篇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后世文体简易,造不出古人那种诘 屈聱牙的话.又如战国的文体,句法整齐,多四字句,上下排偶,还多用韵, 数目字特别多,可一望而知.举几个例子来看: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 这是今本《管子》全书第一段,鲜明地显示了战国的文体句法和用字. 文字是排偶体,六字一句,上三字与下三字之间用一个"则"字联系起来. 古诗用韵,金文偶然用韵,散文大半不用韵,战国则盛行用韵.此段中, "财" 与"来"为韵,"举"与"处"为韵,"实"与"节"为韵,"足"与"辱" 为韵,"度"与"固"为韵,"张"与"行"为韵.这些特点令人一望而知 为战国文字.《老子》也用韵,所以从文字上看也是战国时的作品. 战国文体的另一特点是喜用数目字,例如: 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极 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逸周 书·文酌解》)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 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 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周礼》天官·大宰职) 这类多用数目、文句整齐的句子不只常见于《逸周书》、《周礼》、 《管子》等书,也见于《尚书·洪范》,所以从文体上看,《洪范》也象是战国 作品. 在用字方面,西周也与后世不同.比如《周书》中无"也"字,"是" 字不作不完全内动词,即"是不是"的"是" (《词铨》说),而用作"此"、 "斯",即"这个"之意.《尚书·金縢篇》有"乃并是吉"句,《论衡·卜 筮篇》作"乃逢是吉".逢、并一音之转,是,此也,今人往往误解为是非 之是,误.《史记·鲁世家》作"并遇吉",无"是"字.又如"服"字, 《周书》作"事"或"服从"讲,没有当衣服讲的.凡有作衣服讲的都应看 作晚出的东西.如《尧典》有"车服以庸",《益稷》有"以五彩彰施于五 色作服",说明它们的晚出. 四,从思想源流上辨别. 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判断它的年代时,有经验的读者会从作品的时代思 想上辨别出来.因为伪书即便做得很象古代的东西,但往往在无意中会暴露 出作者那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 当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思想迟早也会跟着变,造伪书的人很难隐瞒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我们只要掌握了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就不难 由此发现作伪的痕迹. 这可以《老子》为例,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从清朝中叶一直争论到今天, 依然没有解决.我个人的看法,它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是假托老子之名而作. 而且原来的书名可能也不叫《老子》,叫《道德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帛书《老子》,分为《德经》和《道经》两部分).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 呢?根据很多,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根据思想发展的规律.从书中反映的思想 看,它不可能产生于春秋时代,只能产生于战国时代.战国以前的思想家主 要考虑的是和现实生活极有关的问题,可以名之为"现实主义",孔子就是 他们的代表,先秦儒家基本继承了这个传统.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讨论 宇宙的本质和来源这类与现实生活无直接关系的超现实的问题,《老子》是 其代表.《老子》讲玄学,如讲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万 物是怎么发生?这在西方哲学家叫本体论.在中国古代,这样有系统地讲这 种问题的书,它是头一部.例如它一开始就讲: "道可道,非常道.""道", 在《老子》之前都是指现实的东西,如道路、办事的方法、治国的方针,等等,而它是第一个讲超现实的"道",所以作者自己也说是"玄之又玄,众 妙之门".又如天命鬼神这类问题,孔子也讲,但他讲的天命鬼神与战国秦 汉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孔子讲天命鬼神,目的是解决道德、 教育等现实问题,而不是趋吉避凶.先泰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其 基本精神是现实主义,不讲超现实的东西.从思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来看, 人们的认识总是从现实开始的.古代的科学家讲天文、地理、生物,都是出 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因为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必须解决的问 题.当然这绝不是说古人没有超现实的思想,如对鬼神上帝的信仰,但那是 原始宗教观念,与后世哲学思想不同.到了一定时期,具体到我国,就是战 国时期,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自然科学的知识日益丰富;另一方 面,由于社会的激烈变动,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在逐渐积累,从而使人类的知 识面不断扩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孔子、墨子的聚徒讲学,打破 了过去的官学垄断地位,导致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形成了后来百 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开始由现实问题想到超现实问题, 他们开始思考:到底宇宙间有没有一个能够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的 根本道理?《老子》的作者就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把"道"由现实的观 念推广为超现实的观念,并且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因此,从意识形态发展 的规律来看,如果我们把《老子》这部书当做春秋的东西,作者是老聃,是 孔子的先辈,那就不合思想发展的规律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对 孔子思想没有丝毫影响, 也是很难理解的. 至于究竟是否存在过老聃这个人? 现在还很难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历史上真有老聃这个人,他也决不 是《老子》这部书的作者.照《礼记》的记载看,老子是很讲究"礼"的. 例如他说人死出殡, 碰到日食, 要马上停下来, 因为这是古礼 (见 《曾子问》 ) . 而《老子》这本书却讲:"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很明显,二者 是完全不合的.关于《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证据是很多的,我以为最 主要的证据是从思想史的发展源流上看,此书的产生不可能在战国以前. 再如《列子》,是东晋人张湛造的伪书,书中不知不觉地就带有佛学思 想.但我们都知道,传说列子是战国时人,与庄子同时,而汉朝以前中国是 没有佛学思想的,当然不可能产生这种作品. 五,寻找伪书的来源. 因为做伪的人不能完全凭空捏造,他总要设法多多少少从前人的书里找 一点根据,这样造出来的书才有人相信.最著名的辨伪古文《尚书》的阎若 璩,就是采取的这种找作伪来源的方法.比如伪书中有一篇《大禹谟》,其 中有这样四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阎氏指出 前两句出于《荀子·解蔽篇》 ① ,原文"之"字改作"惟";"允执厥中"出于《论语》.造伪者加了一句"惟精惟一",凑成四句.到了宋代理学家如 二程、朱熹,就把这四句话当做儒家道统最精妙的十六字真言,代表儒家思 想的最高境界而大吹特吹,却不知本是东拼西凑抄来的道家的东西.阎若璩 说明了这个问题,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种寻找来源的办法是辨证伪书最有力 的方法. 六,辨伪还要注意一些问题.《汉书·艺文志》里讲到的书,其中很多 都是伪书,例如假托黄帝、力牧、伊尹、太公等人作的书都是.这类伪书大 部分已经失传了.关于这个问题,近代有人提出一个说法,战国以前没有私 人著作.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他学者也是只讲 学,不写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靠得住的.象孔子、墨子,直到战国中叶的 孟子,都是只讲学,不著书.私人著书是战国后期才有的事.这一条也可以 做为衡量伪书的一个标准.如《孙子兵法》现在有人研究也是后人假托的, 不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写的 ① . 现在地下出土文物越来越多,那么是不是凡地下出土的书籍都可信呢? 也不见得.例如前几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内有《孙子兵法》、《孙膑 兵法》.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书一定是孙武和孙膑作的.比如《孙子兵法》有 《吴问》篇,吴王问孙武:晋之六卿(指范、智、中行、韩、赵、魏)专政, 最后哪一家会胜利?孙武回答说是赵氏,根据是六家的分田办法与取之于民 ① 这是荀子引《道经》中的话,我以为这《道经》即《老子》书中的《道经》,因为"道心惟微"与《老子》的思想相合,但自汉初以来,《老子》书中无此二句,当是佚文. ① 齐思和著《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见《中国史探研》1981 年中华书局版). 的租税多少起重要作用.这种说法向来未见,而且也不合情理,与《战国策》 记述的赵、韩、魏三家之所以灭智氏的根本原因相去甚远.六卿专政,互相 斗争,最后究竟谁胜谁败,因素很多,很复杂,决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分田方 法与租税多少.而且同是晋国的地方,土地制度也决不可能有那么多样.所 以尽管这是地下出土物,但我认为是很可疑的.又如晋代与《竹书纪年》同 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游行天下,遇西王母于瑶池,跟 他饮宴等等.这西王母究竟是人呢?还是神?有人说这是小说,我看确实象 小说.尽管这是晋代的出土物,但很可能是战国时人作的;从文字上看决不 象西周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在地下埋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假的就变成了真 的. 关于辨伪,还有一些其它的办法.例如前代目录中本来没有的书,后代 忽然冒出来了,这类书多半都靠不住.这些方法,限于篇幅,就不细讲了. 读者可参考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和他的《古书真伪及其年 代》(都收入《饮冰室合集》). 第七节 史料的解释 史料的价值和可靠性鉴定之后,还存在一个如何去解释的问题.史料本 身是可信的,可以使用的,但对这段史料怎么解释,可能出现很大的分歧. 这个问题很重要,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解释错误的原因最常见的 有两种.一种情况:对某个问题,目己头脑中先有了一种成见,根据成见去 解释史料.例如一心认定殷周是奴隶社会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地用希腊、罗 马的情况生搬硬套,于是就把甲骨文上的"众"和"众人",金文上的"庶人"一律解释为奴隶.这样一来殷周社会就成了奇怪的社会了——这个社会 只有奴隶和奴隶主,没有其它身份的人.古今中外,哪有结构这样单纯的社 会呢?再如,有人举 《尚书·无逸篇》里"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和《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的例子,来证明西周的生产水平非常低下.论 者抱定成见,硬要把它作为说明周人生产落后的证据,结果就导致非常错误 的结论. ① 第二种情况:不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把中国古代历史照欧洲 古代社会的样子来描绘,片面强调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共性,而忽视他们的特 性,结果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有人解释周代的"国",说这就是中国 古代的城邦;"国人"就是全国的民众.并由此得出一个更加离奇的结论, 说中国古代有原始的民主制度.非常明显,这就是完全用古代西方,特别是 希腊雅典的情况来解释我国殷周时期的政治.实际上,殷代是不是城邦,没 有明文可据,但从地下发掘的情况看,长江之滨有殷人筑的盘龙城,河北中 部有藁城,邢台等地有殷代遗址,地域相当广大,不象城邦.至于甲骨文中 所见的许多方国是不是城邦,也很难说.周代的"国",一是指诸侯的封国, 这不管从最初的"诸侯皆方百里"讲,还是从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讲,都不是 城邦.因为古希腊、罗马的每一个城邦都很小,而且都是独立的.而周代的 国,除少数小国外,一般都不是指一个城.例如齐国占了大半个山东,鲁国 占了小半个山东.而且封国与周天子是有君臣关系和封建义务的,如果不听 命,周天子可以"六师移之".如春秋初期周桓王伐郑即是一例.这些情况 都与古希腊的独立城邦完全不同."国"的另一意义是指都城,"国人"指 都城里的人.而都城里的人多半是贵族,也有一部分平民.我们古书上见到 的"国人"一般是指贵族.例如周厉王监视的"国人"显然是指贵族大臣. 过去有人说这里的"国人"是全国之人,厉王被逐是国人起义;有人还解释 为奴隶大起义;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宫廷 政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 这清清楚楚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激烈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国人大起义. 由上例可知,对史料解释不当,会得出错误结论.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 问题,特别要注意不生搬硬套,不带成见去解释. 还有一种人,他们专门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去随便乱改古书上的 字.例如《诗·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个"私"字,有人改 作"耜",有人改作"人";这是改字解经,比增字解经更坏,其目的不过 是否认有公田私田之分.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这样的解释也是毫无价值的. 不仅文字的史料有解释的问题,出土的无文字的遗物也有这个问题.例①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拙著《周代社会辨析》第30—32 页,第215—219 页里已有详细论述,今不赘. 如在殷墟小屯挖出过商王大墓,其中有不少殉葬的人;在墓的周围还有许多 坑, 有的坑里全是埋的人头, 有的坑里全是人的骨架. 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一般的解释都认为被杀的是奴隶,实际上恐怕是恰好相反,被杀的多半不是 奴隶,而未被杀的反有可能成为奴隶.要正确解释这个问题,一定要懂得殷 周时代的有关战争之礼.殷周对外战胜归来,第一要祭祖庙,报告凯旋,叫 "献馘"之礼.馘,《说文》作"聝",解为"军战断耳也",又说耳旁或 从首.我们从金文与地下发掘看,以从首为是,义为断首.献馘时要砍下部 分俘虏的脑袋为牺牲,然后头归头,身归身埋起来.所以这些被杀的不是奴 隶,而是战俘.剩下多数没被杀的,倒可能是做奴隶去了.殷周奴隶社会论 者用被杀的人,作为证明当时是奴隶社会的根据,不知实际上恰好相反. 第八节 史料的使用 史料的使用是考证工作的前提,如能善于运用史料,可以说考证工作就 做了一半,二者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建国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偏向,就是不问史料的年代、真伪、价值, 凡是合于或可能附合自己的论点的东西,一律不加区别地使用,这种作法是 严重错误的.这种作法会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产生错误的结论,今后应当要 求所有历史工作者一定要纠正这种错误作法,否则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可能有 大的进步. 今后应当怎样作呢?我们主张,所有史料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对它们进 行审查工作,弄清它们是什么时代产生的;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是第一手 材料还是第二、三手材料.在使用这些史料时,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和一丝 不苟的态度.具体的作法大约有下述几点: 一,凡是已经被前人考证是伪造的,已有定论的,坚决不用.现今发现 有人写商、周历史的文章,仍然引用伪古文《尚书》;有人写有关孔子的文 章引用《孔子家语》,这样的做法只有降低文章的水平,应当尽量避免.其 实象《家语》这类书,大部分是从《左传》、《礼记》、《史记》等书中抄 来的.如果其中有可用的,可以直接从 《左传》等书引用,何必引伪造的《家语》?如果这些书里都没有,显然这些东西是王肃的伪作,那就更不能用了. 又如今本《竹书纪年》已经证明是伪作,就不能使用.这类伪书很多,应当 严格不用. 二,一切史料在使用前应当考清它的写成年代,特别是对真书中后人所 写的部分更应注意它的年代,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会出严重错误.例如今文 《尚书》中虞夏书《尧典》至《甘誓》,商书中的《汤誓》至《微子》各篇 都是后人写的.问题是什么时代写的.传统的看法把《尧典》至《益稷》都 看作尧、舜时代的史书,就大成问题, 《尧典》前文已谈过,不再重复. 《禹贡》是战国时作品,早有定论. 《甘誓》称夏王不称夏后,有"六卿"、 "五行"、"三正"之名,这些名称都是春秋战国时才出现的,作者不懂夏史, 把后代的名称用在前代,显然是错误的. 考订古书的年代,可以使一些书能作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比如《管子》 一书如看作反映春秋初期的社会情况,或管仲的思想,那是错的,但如看作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文集,那就成为很有价值的史料.《孙子兵法》不看作 春秋末期孙武的作品,而看作战国时期某个军事学家的经验总结,就有非常 高的价值.《老子》也是这样,如看作春秋时期孔子先辈老聃的作品,古代 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就被打乱;如看作战国时期某个学者的著作,那就成为哲 学史上一部杰作.此外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周髀算经》之类, 一律都看作汉人的著作,就都是中国医学史、数学史上的极其有价值的史料. 这类例子很多,学者应当细心考察古书的写作年代,不要被题名、作者所误. 《周礼》一书与此相类似,应当特别提出.此书本名《周官》,是专讲 周代官制的,郑玄改名为《周礼》,实与原书名实不符.它是一部理想的治 国蓝图,并不是讲周代实有的官制.自汉末的林孝存、何休到清代的万斯同 (著《周官辨非》)、姚际恒(著《礼经通论》,今不传),还有《四库提 要》,都否认书中所说的周代官制.关于它的写作年代,尚无定论,但它不 是西周的著作可以肯定无疑.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说过: "这书总是 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以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 张.主张也不是平空造出来的,一部分是从前制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 自然不相信这是周公的书,若编周公或周代的史,拿来做资料,糟不可信, 但拿一部分来分别看春秋战国一度通行的制度,看其余一部分为政治学上的 理想的建国制度,那是再好不过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见《饮 冰室合集》中专集第二十四册)现在相信此书是周公作的人恐怕很少了,但 相信书中所写的是西周实行的制度,用它来讲西周史,还是大有人在.我希 望梁氏的话,能引起这些人重新考虑他们对《周礼》的看法. 是不是《周礼》一书根本不能用呢?不是.此书虽是伪造者的理想国, 非周代真实情况,但作者在用语、名物上不可能不用当时通行的语句、名词, 而独出心裁另立新花样.因此,我们在考查周代名物训诂上,可以利用它,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书中所写典章制度都是周代实行过的,二者须分清楚,这 是要特别注意的. 三,前面谈过,真书中有后代伪作的东西,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应特 别注意.例如《尚书》中《周书》各篇绝大多数是周初的书,但少数有问题 的应当分别对待.比如《洪范》一篇不论从历史、思想和文体来看都是成问 题的.篇首言武王灭商后,访问箕子治国之道,箕子言上天曾锡禹洪范九畴, 即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威用九极"65 字,本于《易·系辞》 "河 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郑玄注《尚书大传》说"禹治水,得神龟,负 文于洛"是神话,不是历史.五行思想在春秋时期才形成,此篇专言五行, 而且非常详明.文体则全用数字,文从字顺,与真周书绝不相同,可断言此 篇非周初文字 ① .又如《金縢》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自"既克商二年"至"王 翼日乃瘳",记武王病,周公占卜,欲以身代,说明周初人还相信鬼神与占 卜,从思想上看,此段应是西周文字,是《金縢》本文.第二段记周公东征 事,第三段记成王开金縢之书事,乃后人所追记传说,因与周公及金縢有关, 遂记于本篇之后,文字简略而不清,引起后人争论.此两段不应当作真实史 料来用 ② . 四,有的伪书中杂有真书,应区别对待,可以 《逸周书》为例. 《汉书· 艺 文志》载《周书》71 篇,今本仅存 59 篇,其文字乃战国体.只有少数几篇, 文词古奥,与战国文不类,可信为西周书.试以此数篇与它篇比较,真伪一 见可知.这点我们在第四节中已讲过了.《克殷》、《作雒》二篇讲武王灭 纣及周公东征事,有可取之处,但文字不类西周.又《世俘》一篇即古文 《武成》,记武王出征至凯旋,其用语、干支,见引于《汉书·艺文志》的,当 是真书可信,其余讹谬太多;又记武王灭纣之后,遂征四方,杀人、俘虏数 字太大,决不可信 ① . 又如伪古文《尚书》有经有传.经是伪造的,当然不能用.传是解经的, 虽非汉孔安国作,但把它看作魏晋人对《尚书》各篇的解说,和后人解经的 话一样看待,未尝不可以发现较好的见解.这种把伪经与传分别来看,应当 说是正确的态度. ① 参看刘节著《洪范疏证》(见《古史辨》第5册,又见刘著《古史考存》). ② 详见拙著《说《尚书金縢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3 辑). ① 关于《世俘》篇请参看拙著《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进军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 年第6期). 试以《无逸》一篇为例.此篇举殷王,以中宗、高宗、祖甲为次,马融、 郑玄注皆以祖甲为武丁子,但伪孔传则谓祖甲为汤孙太甲,其说本于王肃. 我以为伪孔传所说是对的,根据是《殷本纪》"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 殷道复衰".《国语》也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与篇中所言"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绝不同.又据甲骨文,太甲为太宗,祖乙为中宗, 武丁为高宗,可为伪孔传之说的铁证. 《无逸》又说:"其在高宗……乃或亮阴.""亮阴"或作"谅阴"、 "谅闇"、"梁癎",解说分歧.孔子只说古时人君于父丧后,三年不言, 不言指不问政事.《吕氏春秋·重言篇》意同.《尚书大传》则作"梁闇", 说"高宗居倚庐,三年不言",多出"居倚庐"的话.《礼记·丧服四制》 只说"三年不言",未说"居倚庐".马融注《尚书》:"谅,信也;阴, 犹默也."郑玄则从《大传》作"梁闇",解"梁"是依庐的"梁楣",圈 是庐.强调新君即位,行三年之丧,必居倚庐.今《尚书》伪孔传用马融之 说,从文字训诂上来看,谅,信也;阴,默也,是正确的.古代君主是否都 行三年之丧,不问政事,固是问题,但还有道理可说,至于"居倚庐"则无 什么根据.子贡于孔子没后,在墓傍筑庐,守丧三年,这是个别例子,其他 弟子也不这样做,何况此礼未必通于国君.因此,伪孔传这一说可以代表魏 晋间人对这个"谅阴"的解释,有参考价值. 以上所说,只是举些例子,说明对史料的鉴别和使用,应慎重考虑,不 可任意乱用.我们应当训练自己的眼力,好象对于文物书画,行家一见便知 真伪.至于使用之妙,在乎其人,没有万应良方.本文所说不过为初学者指 出门径而已,只要虚心学习,刻苦读书,总是能成功的. 五,在使用史料时,应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如无第一手材料,非用第 二三手材料不可时,应用年代较早的材料.因年代越晚,错误就越多.比如 关于古代传统,《论语》、《孟子》、《左传》、《吕氏春秋》的记载就比 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要靠得住的多,因为刘向的书多半是抄录先 秦的书,今本经过多次传抄,错误更多.又如《旧唐书》编成于五代,当时 唐代实录还未亡,还可利用,因之书中所记唐史就比较可信.《新唐书》成 于北宋中叶,时代较晚,可能未见到唐代实录,而编者之一欧阳修喜欢用 《春秋》褒贬笔法,文笔力求简洁,因此所记唐史有时反不如《旧唐书》为可信. 又如讲明末农民起义和抗清的史书、笔记之类的书,大半是彼此抄录,因此 书虽多而用第一手材料即亲自参与其事,记载耳闻目睹的事实的并不很多, 因而出现不少问题.在历代史书中,此类情况常见,使用时应提高警惕. 六,在古代史的研究中应以文献与出土遗物、遗文加以比较印证,不能 偏重一方而置另一方于不顾.用这种方法取得创造性成绩的首推王国维,他 以甲骨文、金文与古书相印证,在古史研究上取得前无古人的优异成绩,最 值得我们学习(详见下章).有人专信文献材料,而置甲骨文、金文材料于 不顾;或专信地下遗物、遗文,不与古文献结合,就作出新的结论.两者都 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根据甲骨文或出土遗物中 缺乏商代的铁制农具,因此就把殷商看作氏族社会;还有人根据地下材料, 说到汉末或南北朝,农民才知使用肥料,那将如何解释《诗·良耜》的"茶 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不是使用绿肥吗?夏商周三代都以农立国,两千年 中的农业生产不知使用肥料,是难以想象的. 七,在古书中往往有彼此矛盾的说法,将何所适从?这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古代帝王、儒家、墨家都称道尧、舜、禹的禅让,说这是古代帝王的盛 德,可是古本《竹书纪年》中却说"舜囚尧"、 "启杀益"、"太甲杀伊尹"、 "文丁杀季历"等语,与传说相反,将何从?我以为儒家所传尧、舜、禹之 禅让,有《尧典》、《皋陶谟》可据,应是氏族社会中选举部落联盟军事首 长之制.至于《竹书纪年》所说,不过据后世篡弑相仍为说,未必实有其事, 刘知几则深信之.孔孟以尧舜为圣人,不免有溢美之辞,《纪年》极力反之, 未必有据.韩非说:"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更何况《纪年》 所说?我们只有存疑而已. 第四章 论考证 考证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来说,考证学不等于史学,研 究历史也不一定都要搞考证,但它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因为历史研究离不开具体史实,而史实主要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 在对史实下结论之前,必须经过一番批判的研究功夫,才不致陷于谬误,这 番功夫我国称之为考证. 前章论史料的真伪和年代问题,其中已含有考证,不过那里偏重论史 书,本章则主要论史事.我国史书浩如烟海,如何从其中汲取其精华,弃其 糟粕,把往古历史的真面貌再现出来,并加以提高,探索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性,真非易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断自黄 帝,是有绝高的才识的."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取其较"雅驯"的写入《五帝本纪》.后人不察,把神话中人物都当 作历史,于黄帝之前又举出伏羲、燧人、神农等等,创为三皇五帝之说,唐 司马贞补作《三皇本纪》,又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只见其无识.此 后史家更推而广之,至于盘古,认为开天辟地之君,并且编造出一套完整的 帝王世系,可谓荒唐之极. 司马迁虽说:"考信于六艺",可是书中所记先秦史事,却时见抵牾. 比如《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契和稷都是帝喾之子,同仕于尧、舜. 但是契传 13 世纪到成汤,历时 500 余年,稷传 15 世到武王,历时却达千余 年.周的王季与商汤应是同辈人,可是却相隔五六百年!而且,按照《周本 纪》所列世次,周的 15 位先公先王,都必须在位七八十年,嗣子必须在王的 暮年出生,并且每人都有百年之寿方能与 1100 年之数相合,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这错误是由于他误信契与稷都是帝喾之子的传说,而这个传说显然是后 人编造出来的. 考证的范围很广,一个字、一句话、一本书、一件事情、一个人物,有 时都会有问题,都有加以考证的必要.过去学者对一个字、一句话的正误, 一条史料真伪的考订,到一代典章、史实的去伪存真,或分开来做,或合起 来做,都可以称之为考证.前人在考证方面成就很大,留下了不少专讲历史 考证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崔述的《考信录》、顾炎武的 《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 史札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所用方法不尽相同,但都很有参考价 值. 第一节 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 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 很好地总结过.他们在书中虽然也谈到了一些考证的经验,但大多比较零碎, 不成系统,而且考证方法也不够科学.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 的归纳和总结. 考证工作应当从何处入手?我认为应当从对古书的"发问"入手.读书 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轻信和盲从.现代以考证闻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说: "考 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通鉴胡注表微》《考 证篇第六》)这是对考证过程的极为精辟的概括.当然,决不是提倡毫无根 据地乱疑,胡乱发疑不可能抓到矛盾的关键和问题的本质,也不可能引起研 究的激情,取得科学研究的突破.但教人勿轻信,却是很中肯的,目的是要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做考证工作的前提. 古时有成就的学者都不迷信古书,他们精读深思,平心以求其真.戴震 是清代著名的大学者,他自幼读书时,就有敢于发疑、穷根究底的精神,王 昶为他作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岁受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 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 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几何时?"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来几何时?"曰: "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 这种多疑善思的精神,正是他后来能作出成就的起点. 清儒研究先秦古史最有成绩的是崔述.他本着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 的信条著《考信录》,但他并不完全受"六艺"的局限,尤其不迷信汉唐儒 者的注疏.他比较推崇宋儒,但对于宋儒之"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 以经传为肤末者",也表示反对.他谈他的学习心得有这样的话: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 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 记注疏之失."(《考信录》提要卷上) 象崔述这样不依傍前人,充分发挥自己独创精神,来考证古史的可谓前 无古人.这种精神正是后学应当学习的. 与怀疑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是,对于古人著作,包括在考证方面很有影响 的著作,也不能认为毫无问题而盲目相信,同样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和判 断,否则也会跟着错.如《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顾炎武注中说:"辛琡 为吏部尚书上言,……书奏不报."考之史传,并无辛琡之名.杜佑《通典》 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是,"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只有郑樵《通志》作"薛琡".《通鉴》作:"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北齐书》与《北史》均有薛琡传,《北史》作吏部郎中,《北齐书》作吏部尚书.实际上, 当时的吏部尚书是崔亮.可见《日知录》中的辛琡为薛琡之误(淑亦为薛琡 之误),吏部尚书为吏部郎中之误(洛阳令亦误)除了《北史》和《通志》 以外,几种书,有的错了姓名,有的错了官职,《日知录》则把姓名和官职 都弄错了. 钱大昕以考证精深著称,但他的书中也难免有错.如:《孟子》记载, 齐人伐燕是齐宣王时事,而《史记·六国年表》却说是在齐湣王十年(周赧 王元年),出入很大.崔述著《孟子事实录》,根据《史记索隐》所引《竹 书纪年》推算,齐伐燕之年应在齐宜王六或七年,证明《孟子》、《战国策》 等书所记不误.《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所写,他们都 曾随孟子到齐国,并目睹齐伐燕,不可能将齐湣王时事移到齐宣王时.问题 出在哪里呢?原来"田氏伐齐"后共传了 12 世,《史记》只记载了 10 世, 遗漏了悼子、田侯剡两世,又把桓公在位的年代错为六年,于是乎威王、宣 王的年代就上移了 22 年,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也随之出现了.但是,钱大昕 不相信《竹书纪年》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从这一成见出发,他在《十 驾斋养新录》卷三"齐人伐燕,,条下,极力为《史记》弥缝,说"燕人之 畔,终在湣王时",可谓武断,认为《孟子》所记不同于《史记》,是传《孟子》者窜改所致,这话并无根据,这就失之偏颇了.所以,我何不应迷信名 人,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是一 语中的的名言.郑樵在《诗辨妄》里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 可信",也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很好体会. 看书有了疑问,自然要想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就促使你多看书,下功夫 去钻研.一个问题弄清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你的眼光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经验也会越来 越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怀疑,才有创新.如看书发现不了问题,研 究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作考证功夫的第一步. 读书发现了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是考证工作的开始,那就 是立假说. 以前,胡适有两句话,被人们批了又批.这两句话叫作:"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胡适研究历史的观点有很多错误,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都有 问题.但说到考证方法,这八个字并没有错."大胆假设",是说读书要有 怀疑精神.对旧说有怀疑,就想立新说,立新说就要有一个假设.哥白尼在 宗教势力的禁锢中提出 "太阳中心说" , 直接反对宗教僧侣的 "地球中心说" . 这是天文学上从来未有的大革命,这个假设可以说是最大胆的了.当然,假 设不妨大胆,关键还在于"小心求证"."太阳中心说",是哥白尼和他以 后的科学家们用越来越多的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的,是千真万确的,这就 是小心求证.没有确凿的证明,假设就成为空想. 因此,我们说"大胆假设"是考征工作的第二步. 下面讨论考证工作的第三步,即如何进行"小心求证"工作,应当采取 什么态度和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因篇幅较长,故另 立一节. 第二节 如何进行考证工作 一,搞考证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材料. 作历史考证,要重视占有材料,要把有关这一问题各方面的材料,尽量 搜集齐全.有的古书已经亡佚,可翻翻类书,找一找后人征引过的该书材料. 要尽可能地做到不漏掉一条材料,陈援庵先生喻之为"竭泽而渔".材料搜 集得越充分,考虑的方面越多,看问题也就越深,结论自然也就扎实可靠. 陈先生在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前,先把 200 多万字的《元史》全 部阅读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先在书上作出标记,然后全 部录出,加以研究.在弄清了这些基本史料后,再参阅其它有关书籍,最后 才动手撰写.他在写《旧五代史辑本发复》一书时,搜集的资料极其详备, 然后再对这些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文章写成仅存 194 条、 两万余字.他在研究明末清初画家、天主教司铎吴历(字渔山)时,已经有 人写了一本《吴渔山年谱》.但此书只参考了十几种书籍,内容粗疏简略, 因为吴渔山为人性情孤介,名气不广,事迹传世甚少,不易搜集,而且有些 事迹的传说记载不尽可信.陈先生认为这本年谱未能反映出他的一生事迹, 决定自己动手重写一本.他遍搜吴渔山遗诗和各家画录,及与他同时人的文 集等,所据典籍达七八十种,撰成《吴渔山年谱》一书.两本年谱字数差不 多,但内容却不大一样了,可见陈先生下功夫之深. 搜集材料不够完备,作考证工作就会出错.陈先生作《书内学院〈新校 慈恩传〉后》(《东方杂志》21 卷19 号),纠正梁启超关于玄奘西行年代 的错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① .过去讲玄奘法师西行之年,一般都说在唐贞 观三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举出很多理 由,证明玄类出行在贞观元年秋.其主要理由是史书载玄奘出行的第二年, 路过现在中亚细亚的西突厥,见过西突厥国王叶护可汗.而《新唐书·薛延 陀传》说:"贞观二年突厥可汗见弑."故梁认为玄奘首途当在贞观元年, 否则到西突厥见不到叶护可汗.梁觉得他的新说"殆成铁案".陈先生举出 许多理由,对梁说逐条辩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法师所见的叶护是肆叶 护而非统叶护".他引《通典》和《册府元龟》:"贞观元年……时统叶护 自负其能,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 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按勒字当作勤, '特勤' 是官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据此, 陈先生认为:贞观元年统叶护已被杀,即令法师在贞观元年出游,到西突厥 也不及见统叶护.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所以玄奘三年秋出游,第二 年见到的正是肆叶护.问题在于贞观元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所见的是 其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这个例子说明,考证务要谨慎小心,能 够找到的书,一定不要遗漏.《通典》和《册府元龟》是容易见到的书,梁 启超未去查,只据两《唐书》和《通鉴》来论证,因而致误. 二,做考证工作应尽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录第二三手材料为满 足,否则很容易致误. 先秦两汉的古籍往往将神话、传说与历史杂揉在一起,要想从中把历史 真相发掘出来,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王国维作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① 参看附录十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考》,考证殷先公王亥即是一例. 王国维在甲骨文中发现了王亥的名字.但稽之《史记·殷本纪》云: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王国维 以此为线索,从《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天问》、 《吕氏春秋》、 《汉书·古今人表》等书中,找到许多有关材料. 《山海经·大 荒东经》说:"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乌,方食其头.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 "殷 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 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这些记载是不是历史?王国维从殷 代甲骨卜辞中发现不少"王亥"或"高祖亥"的字样,王亥在殷代世系中前 于上甲微一世,当是殷先祖冥之子.《楚辞·天问》之"该",《世本》之 "核",《古今人表》之"核",都是"亥"的通假字;《史记·殷本纪》 之"振",《吕览·勿躬篇》之"冰",乃亥字之形误.王国维创造性地利 用了殷代甲骨卜辞这批第一手材料,他的考证不仅纠正了《史记》的错误, 也使《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等难以明 了的故事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① .顾颉刚继之,用王亥故事,读《易·旅卦》 "丧 牛于易,凶",于是沉霾几千年的史事才终于重见天日.王国维利用甲骨文 来解释从不被人重视的神话传说,从而考出殷人的先公先王,证据确凿,信 而有征,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这个例子也启发我们: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搞 考证工作,必须尽可能利用第一手材料,还要小心谨慎地去"求证",才能 使考证具有真正的科学性. 再举一个例子.著名甲骨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中有一块牛胛骨,上面刻 着这样几行字: 东方曰析 风曰 南方曰夹 风曰 西方曰 风曰彝 风曰 其中第四行文字已残,从文理上推求,当是"北方曰某".这几行字, 文气古奥,很难理解.郭沫若编撰《卜辞通纂》时,认为伪作,未予收录. 胡厚宣觉得这片甲骨的字形、刻法都不象是赝品,而是武丁时期刻辞.接着 他又从《山海经》中找到了可资印证的材料: 东方曰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大荒东经》) 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 (《大荒西经》) ① 参看附录九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北方曰,来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北经》) 可见上古东南西北四方之风都有专名.胡厚宣考证,甲骨文四方风名的 写法,虽然与《山海经》不一样,但它们在上古时代肯定是意义相通或者声 音相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致的.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到东西南北四方,观察四时的天象,有这 样的话: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这话是说,东方之民"厥民析",与骨文"东方曰析"合,与《大荒东 经》(今本"折"字是"析"之误)亦合.仲夏之时,南方之民"厥民因", 与《大荒南经》合.仲秋之时,西方之民"厥民夷",与骨文合.惟仲冬之 时,北方之民"厥民隩"与《大荒北经》不合,甲骨文缺,无从对照.这里 虽未说到四方的风,但可说明甲骨文与《山海经》中所说的四方曰某是指其 民,非指其地.这里古代传说,可与甲骨文及《山海经》相印证.如上所说, 这片甲骨不仅不是伪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再以比较晚近的史事为例. 《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八年 (1635 年) 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曾大会于荥阳,商讨如何抵挡官军.李自成在 会上提出了"分兵定向"的策略,从而取得了此后的一系列胜利.这一说法 似乎已成定论,为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所津津乐道.但是此说是很可 疑的. 《明史》的这一记载,采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这部书是吴伟业根 据他所见到的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公私记载,综合、整理而成的,并不是他 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记录,就是说他的书不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 的,而是抄录第二三手材料而成.因此我们不能到此止步,草草下结论. 当时还有两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书,作者都与吴伟业同时.一位叫郑 廉,曾参加过农民军,他写的《豫变纪略》,记录他在军中的见闻,可是只 字未提荥阳大会,这样的大事难道他竟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戴笠,他写的 《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也未涉及荥阳大会一 个字,这是很可奇怪的. 《绥寇纪略》中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颇有可疑之处, 如书中所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与当时情况不符.焚烧皇陵的农民军首领扫 地王、太平王以及闯塌天等著名将领都不在十三家之列,而名声不大的横天 王、革里眼、左金王等反在十三家之列.而且,该书所记根据李自成提出的 "分兵定向"的策略,各家出师活动的方向,也与诸书所记不合.可见这些 材料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甚至得自道听途说,是不可信的. 荥阳大会的主要人物是李自成,要解决荥阳大会的疑难,必须从李自成 的活动着手.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当时官僚给明帝的奏疏,这些都是第一 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李自成从崇祯七年入陕之后,一直在陕西、 甘肃一带活动,直到崇祯十一年冬以前没有出关,所以不可能在崇祯八年初 到了河南和安徽.据此可以断定,所谓"荥阳大会"是不可信的,崇祯八年 农民军焚皇陵,九年与卢象升大战于滁州等战役均与李自成无干 ① . 三,伪书既经前人鉴定作了断案,一定不要引用,做为证据. 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想再着重强调一下,因为这些年 来,我们屡屡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引用伪书作为论证的文章,需要特别引起注 意. 前几年某报登载了一篇介绍日食知识的文章,文中引伪古文《尚书·胤征》,说夏代仲康时我国见到日食,引起人们极大恐惧,"瞽奏鼓,啬夫驰, 庶人走".《胤征》的这段话,是作伪者从《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抄来的. 《左传》说是引自《夏书》,但是没有说是《夏书》哪一篇,更没有说是在 仲康时(这篇文字早已亡佚,不在今天的《尚书》虞夏书中).上个世纪, 由于有人引用这篇伪作文字,致使当时欧洲天文学家和汉学家们争辩不休 ① , 结果自然是白费精神.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重蹈覆辙,这不是很可悲吗? 《尚书》中的《大禹谟》、《五子之歌》、《太甲》等篇也都是东晋晚 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早已成为铁案.而现在有人做 文章时,却还引它们来说明"仁"的观念源于夏代.《尚书·周官》篇也是 伪作,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遗憾的是,在一本介绍秦汉职官制度的书里竟 被引来说明先秦官制,岂不贻误后学? 又如《逸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虽夹杂有几篇年代较早的文字, 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人的伪作,或原本不伪而被后人窜乱.如《世俘》本名 《武成》,但经后人改窜后,干支全错,又加进大量不可信的东西,说武王灭商 后,继续东征西战,伐越、戏、方,伐麋,伐卫,伐磨,伐宣方,伐蜀,擒 霍侯、艾侯等等,与同书的《克殷》全不相合;与《史记·周本纪》说周灭 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 复用也"也不合.按据《汉书·律历志》引《武成》,武王以殷正二月二十 九日诛纣,四月十五日即返镐京,"燎于周庙",中间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不可能征伐这样多的方国 ② ,故知《周本纪》所说为实,《世俘》所说为虚. 《世俘》又详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即敦字)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 (七之误)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 有二".当时全中国才有多少人,俘虏能以亿计?如果根据这样的书来研究 西周史,岂不是笑话? 有些伪书虽被采入正史,也不能引用.如《汉书·律历志》引《伊训》 中的一句话:"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这是一句漏 洞百出的话:殷人不称"年"而称"祀",而且置于文末,直到周初还是如 此.伪作者不懂殷代文例,将它置于篇首,而且还有"太甲元年"纪年,可 是殷代、周初都没有这种纪年法.不仅如此,文中还出现了"朔"字. "朔" 是初的意思,用于历法,表示每月的第一天,它在古书中出现得很晚.最早 ① 详见拙著《明末农民起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5 期). ① 参看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第 2 节. ② 参看拙著:《说〈逸周书·世俘〉篇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见于作于周平王时的《诗·小雅·十月之交》 ① :"朔日辛卯."为什么"朔" 字出现很晚?在天文学知识很不完备的上古时代,人们最初是把月亮初见之 日(胐)当作一月的第一天 ② .经过长期观察之后,古代天文学家才知道,一 月的第一天并不是在月亮初见之日,而是在此前的二三天,这一天看不到月 亮.于是才产生了 "朔"的概念.如果相信 《伊训》所说商初伊尹时就有 "朔" 的概念,则周初不应以胐为一月之首,因此《伊训》显系后人伪作,不能认 为信史. 四,我国史书中的错误,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不易发现的,因此 读书时必须细心,才能避免讹误. 《史记·六国年表》多误,如将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334 年)魏惠 王改称后元元年误为襄王元年,于是襄王之年提前十六年.惠王卒于周慎靓 王二年(公元前 319 年),次年为襄王元年,年表又误襄王为哀王,于是襄 王一人又误为二.又如于田齐,年表书齐威王元年于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 前378 年),据 《竹书纪年》,威王元年当在周显王十三年 (公元前 356 年), 年表提前二十二年,因为它在威王之前脱落侯剡与桓公两代.因此齐伐燕之 年本在齐宣王六年,年表则误为湣王十年,与《孟子》不合.又如年表以赵 襄子元年当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 457 年)亦误.据《左传》哀公二十年 "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杜预注为 "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 这一年赵简子已死.《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 使楚隆问吴王",即本《左传》哀公二十年文.鲁哀公二十年即周元王元年, 在公元前 475 年.这一年冬十一月简子卒,襄子立,所以《六国年表》以周 贞定王十二年为赵襄子元年是错的. 又如,《六国年表》以周烈王七年(公元前 369 年)为宋剔成元年.实 际上宋剔成元年是在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340 年).宋桓侯在位年数, 据《史记·宋世家》是三年,与《竹书纪年》所记抵牾.《史记·魏世家》 《索隐》引《竹书纪年》说,魏惠王十四年,宋桓侯来朝,时当宋桓侯二十 四年.《竹书纪年》是魏史,所记本国史当不会有误.《史记·宋世家》载: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 偃自立为宋君." 《索隐》引《竹书纪年》:"宋易城盱废其君辟而自立也." (易城盱即剔成肝),钱穆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桓侯与剔成在位 之年可能被误倒,桓侯在位当是四十一年,剔成当是三年.据此,宋剔成元 年当在公元前 340 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错误也不少.如以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 530 年)为吴王余昧元年,即是一例.余昧兄余祭元年在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 前547 年),即鲁襄公二十六年,在位四年卒.《春秋》襄公二十九年书: "阍弑吴子余祭."《左传》:"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 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误书为"十七年王余祭 卒",《十二诸侯年表》同误.其实,吴王余昧元年应在周景王二年(公元 前543 年)(《辞海》卷末的"十二诸侯纪年表"依《史记》余祭在位十七 年,余昧元年在景王十五年,亦误). 《史记》两年表的错误很多,不能尽举,今人据《竹书纪年》多所订正. ① 参看拙著《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齐鲁学刊》1984 年第 1 期). ② 《尚书·召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可为确证. 因《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记战国事最真确,这也证明第一手材料在考证 上的重要. 颜师古的《汉书》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但是, 我们也不能处处盲从.如《汉书·功臣表》:"留侯张良以韩申都下韩." 颜注:"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音." 连刘知几对颜说也深信不疑.《汉书·张良传》:"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为 韩王,以良为韩司徒."可见,韩司徒是项梁授予张良的官职.《汉书·功 臣表》的"韩申都"、《史记·留侯世家》的"韩申徒"都是韩司徒的同音 假借,颜师古以韩司徒张良为韩王信,显然是错误的. 上举史书记载错误,不过是几个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中, 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读古书时,一定要十分细心,不可大意,倘若粗心浮 气,不仅不能发现问题,而且会跟着犯错误. 五,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 过去讲周代历史的人,往往都喜欢用《周礼》做证据,来解释西周的礼 制和史事.解放以后,依然如此.客观原因是周代的史料少,在没有办法时, 往往乞助于《周礼》.《周礼》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假定它编 成于战国,距离周初也有六七百年了.先秦古书没有引用《周礼》的,也没 有一部书和它的写法一样.显然, 《周礼》的作者根据一些先秦的零碎材料, 加以系统的整理,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然而这个理想国与先秦古籍和金文往 往抵牾.例如,孟子讲西周封国,公百里,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符 合周代的情况,因为当时人口不多,占地也很小.到战国时,各国疆域扩大 很多了,于是《周礼》根据战国的情况,解说周初的封国:公五百里、侯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再如讲九服, 《尚书·酒诰》说到内服、外服,内服即王畿,外服即诸侯(据《令彝》与 《大盂鼎》殷周只有侯、甸、男三服,无卫服).《国语》把它变成五服, 名字也不一样了;《周礼》又把它变成九服,每服五百里,实则周制决不可 能如此整齐,疆土也不可能如此之大.再如讲赋税制度,与其他古书记载全 不一样.其他如土地制度、军队制度、乡遂制度、官制,无不如此.春秋以 前不用"军"字表示军队的名称,一般叫"师",或是叫"旅";春秋时代 才开始有"军"的名称,但仍然是师、军并用,到战国时才一律称"军". 而《周礼》却讲周代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等等,显然是出于想象.再 如官制,《周礼》把西周职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冢宰、 宗伯、司徒、司马、司寇(冬官缺,当是司空)等官为六官之长,这样整齐 的官制不见于《尚书》和金文,故知其全出自理想.再如,金文中常见"善夫"之官,是天子近臣,掌出纳王命之职.到《周礼》,"善夫"变成了"膳夫",成了厨师.又如"师氏",原是领兵的官,到《周礼》却成了教书的 老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样一部书来解释周代的 制度. 汉人写书好称引古昔,广搜博采,以多为胜.有的书记三代名物、典章 制度、帝王世系等,无所不备.如《礼记·明堂位》记述虞、夏、殷、周的 礼器,车、马、尊、爵、俎、豆等等,应有尽有,灿然大备.车,有虞氏是 鸾车,夏后氏是鸾车,殷人是大路,周人是乘路;尊,有虞氏的叫泰,夏后 氏的叫山钩,殷人的叫著,周人的叫牺象.如果三代礼器到汉代还如此详备, 为什么春秋时的孔子还要发出"文献不足征"的慨叹呢?这里的奥妙,是不 言自明的. 《淮南子》一书,内容也极驳杂,有些简直是无稽之谈.比如,书中记 载上古的疆域时说:"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夏桀、殷周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据此,则夏殷之时 不仅疆域辽阔,北到今天的长城以外,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到今天的敦 煌,东到大海, 而且有了郡县制. 可以与这种记载相媲美的还有 《大戴礼记》 , 说颛顼时的疆域就"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四至的地名虽略有变动,版图并未缩小,年代却又大大地推前了.如果据此, 中国自远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我们当然不能上这种书的当.孟子说过: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也说:"古者百王之一天 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诗·商颂》炫耀殷的武功,也只 说"邦畿千里".大一统的局面直到秦始皇时才出现, 《琅玡刻石》说: "六 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明眼人一看便知,《琅玡刻石》正是《淮南子》、《大戴礼记》 所说疆域的蓝本. 夏商周三代文字史料少,许多问题一时弄不清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可以付之阙如,留待将来.切切不可妄立新说,再从晚出古书中来寻找"证据",这种情况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 六,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 古代由于字少,字义也不固定,只要音相同,往往可以通用,这就是所 谓"同音假借".这种情况到汉以后就比较少了,先秦时则很多.后代有些 人就因此而滥用通假的方法去解释古书,成了一种弊病.举例来说, 《诗·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 其条肆.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这里的"汝",是指河南的汝水,诗 的本义可能是写一个妇人去寻找自己的男人,以及他们见面的情况.这本来 是很简单明了的,但一位古史家却解释得非常离奇.他引《竹书纪年》宣王 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的记载,说《汝坟》里的"条枚" 就是指条戎;并且引《孟子》、《左传》,证明"条"也就是"分鲁公以殷 民六族"里的条氏;另外,秦国有徐氏、修鱼氏,他说徐、修、条都是同音, 所以都通用.又说鲁公伯禽伐淮夷,这个"淮"字古音读如"椎"(音堆), 椎、条声母同为定钮,所以淮夷与条戎也是一族.又与鸣条之条同音,而鸣 条是叟瞒的倒音,即鸣与瞒同音,条与叟同音,所以它们也是一族.叟瞒在 春秋时属于长狄.这样一来,西戎、淮夷、北狄、东方殷民六族,全是一族. 又说汝坟之坟古音奔,所以就是奔戎;奔与彭同音,所以它和大彭(在河南、 湖北之间)也是一族;而条和巢也同音,所以它和安徽一带的巢国也是一族. 按照这种解释,周的四围的少数民族都成一族了.诗中有"王室如毁"一语, 宣王虽打过败仗,也不至于这样,显然这是东迁以后的诗,作者却说成宣王 时,而且把东南西北的各族人都说成一家,这种考证方法实在是牵强附会得 近乎游戏. 再举一个例子.殷人习俗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字作庙号,所以青铜 器铭文中常常见到"父丁"、"祖甲"、"妣丙"之类的称呼.当时十个天 干字的写法与现在很不一样,如"丁"写作"","丙"写作" ",这 是稍具古文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有人在考证古史时却别出心裁 地说,""不是"丁"字,而是"珠"字," "是"鉏"字.又说珠与 鉏、铸、郰、祝、楚等同音,因此可以通用.由于古书上有"帝喾封于鉏" 的记载,所以凡有这类铭文的青铜器都属于五帝时期的制作物.他还据此进 一步"考证"出了七种"五帝时期的货币",从唐尧、帝喾到轩辕、颛顼、 神农时的货币色色俱全.他还断言,"商三句兵"中的第一个"大父日癸" 就是帝颛顼祖珠的元子、帝颛顼柱氏的首目.第二个"大父日癸"多是前者 的继承人,是掌握祭祀大典的礼官.他还声称,根据金文族称的音标规律, 可以整理出一部"有系统的五帝简史",云云.象他这样判定铜器的时代, 真比变戏法还容易,既不需要考古地层学和器形学的科学证明,也不需要古 文献的确切根据,只要靠一两个字的"通转",就把大批商周青铜器划入五 帝时代.虽然结论耸人听闻,但终究是纸糊的房子,经不起一戳. 在古汉语中,语音与语义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认为某音必然 要表达某义.我们应当吸取汉人滥用声训的教训,使用声训方法时,一定要 十分慎重,要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把通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双声叠韵,牵 强附会,强作新解,就会笑话百出,使考证庸俗化.因为按照那种方法,我 们完全可以说刘备就是吕布,刘、吕是双声,备、布也是双声.也可以说庄 周就是杨朱,庄、杨迭韵,周、朱双声.还可以说兔就是虎、鸽就是鹤,因 为它们都是同韵字.甚至可以说鱼就是象,鱼是鱼部字,象是阳部字,鱼阳 可以对转.这种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可见,在考释字义时乞助于通假、通转, 虽然能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却是十分危险的.总之,用通假办法去解古书, 必须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主观臆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 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懂得证据的重要性,今天的学者反而不懂, 就很不应该了. 七,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名,只凭自己的主观 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要坚实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 被拆穿.这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今文学家所做的考证,作为只凭想象, 不要证据的典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依照他的观点,凡古文经都是 出于刘歆伪造,象《左传》、《古文尚书》、《周礼》、《逸礼》等等,全 是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根据呢?没有,完全是出于主 观想象.现在相信他的说法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他的论点实在站不住脚. 但也有少数人例外,不久前还有人写文章、写书,替康有为辩护,但他的一 些所谓"证据"却十分可笑.例如他根据司马迁说过左丘明作"春秋国语", 没有说作《左传》,所以《左传》肯定是刘歆伪造的.他不知汉代今文学称 《公羊传》为《春秋》,古文家则称《左传》为《春秋》,这是有明证的. 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明明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 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 可能是《左传》的旧称,怎么能说司马迁未说《左传》是左丘明作的呢?他 还说《左传》是抄袭《史记》而成.我们知道,《左传》最晚成书于战国, 怎么可能抄《史记》呢?果真如此,《左传》就应当与《史记》记事一样, 但实际上《左传》和《史记》说的往往不一样.例如《左传》说共伯和干王 位,而《史记》则说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记·晋世家》讲赵盾全家 被屠岸贾所杀,只剩下一个孤儿,并且还有程婴、公孙杵臼等救孤儿,为赵 家报仇的故事,《左传》里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怎么能够说《左传》是抄 袭《史记》的呢?象这一类的所谓考证,就是不要客观证据,全凭主观想象. 搞考证不要证据,只凭驰骋主观想象,哗众取宠,这类例子太多了,可 以不谈.不过近来在某些研究专史的同志中,又出现这种很不好的倾向,就 是把许多事物都要追溯到殷商,似乎殷商是一切文明的渊源,什么东西都是 殷代已有之.为了证成其说,他们任意曲解甲骨文字.例如《殷虚书契前编》 卷六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庚午卜贞,乎舞,从雨."意思是说,庚午 这一天卜问,用 祭和舞蹈来祈求纵雨是吉还是不吉. 字在这里当祭名用, 在甲骨卜辞中一般与战事有关.有人在撰写体育史时,对这条卜辞作了别出 心裁的解释.他说" "是踢足球的象形字,象足球, 是踢球的双脚, 这条卜辞是说用踢足球和跳舞的形式来求雨.他据此断言,我国早在三千多 年前的殷代,就有了足球这种体育运动.由于说法新奇,吸引了一些不懂古 文字学的读者. 我们要问, 用踢足球的方式求雨, 这在古代文献上有根据吗? 殷代已有足球运动,那么周秦两汉有没有相应的记载? 是踢足球的象形 字, 那么甲骨文中还有一个 (围) 字, 能不能说就是足球比赛的象形字呢? 还有人根据卜辞中"甲戌卜,殻贞,我马及"一条,断定"我马"就是"我的骑兵",进而推定殷人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了".何以见得"我马"就是 "我的骑兵"?难道二者是同一物?我国直到春秋时都还没有骑兵, 怎么殷代反倒有了?这种态度不免太草率. 有的搞农业史的同志,把甲骨文中的 字说成是蜜蜂,并推定我国益虫 利用的技术始于殷代.象这一类的"祖国之最",这几年见得很多,纯粹是 猜谜射覆,如同儿戏,毫无科学性可言. 古文字考证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前辈学者 曾有"一字十年得"之慨叹.考证文字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严肃的态度和周 密的分析,不能单单从字形上猜测,必须要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证据,才能 下结论.有些人害怕下功夫,总是用想象代替科学研究,这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八,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象"老 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 这一点正是今天许多人最不注意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 《胭脂》,讲施润章(愚山)断案的故事.被告人蒙冤被判了死刑,不服, 上告到道台那里,道台维持原判.最后告到施润章那里,他感到案情有可疑 之处,于是细心调查,终于使冤情大白.我们做考证时,也要有这种极其谨 慎、小心的态度. 古人往往也很粗心,因此古书中张冠李戴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春秋时 鲁国人南宫适字子容,一称南容,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提到他,称赞他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且"以其兄之子妻之",说他是一位 "尚德"之人.而《左传》上有一个叫南宫说(又名绦)的人,又叫南宫敬 叔,是鲁国的大夫.郑玄于《礼记·檀弓》"南宫绦之妻之姑之表"下注云: "南宫绦,孟僖子之子南宫阅也,字子容,其妻孔子之兄女."于是将南宫 适与南宫绦二人误认为一,一个"尚德"的君子变为"载宝而朝"的官僚. 后来杜预注《左传》,司马贞注《史记》,朱熹注《论语》都沿袭了这个错 误,于是使南容受诬千古,直到崔述作《洙泗考信余录》才弄清了这个错误. 再如,《韩诗外传》有这样一段话:"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 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 逸.'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逸闻."这段话是从《吕氏春秋》中抄来的,但 又抄错了.原文是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韩诗外传》讹为颜渊与定公的对 话.定公时,颜渊年岁尚少,不可能"侍鲁定公于台".刘向作《新序》也采《韩诗外传》之说,以为史实.其实《吕氏春秋》所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 也是虚构的,不过是主张黄老之学的人,假托此事打个比喻,希望执政者虚 静无为.《韩诗外传》将颜阖误成颜渊,又将虚事当史实,实在是太粗心. 总之,读书时,稍一疏忽就会出差错.不求甚解,用想当然来代替研究, 就会指张三为李四,在此基础上再加推论,就会导出违背事实的结论,说得 越多,则错得越多.这类教训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 第三节 历史考证释疑 通过上面的分析,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建国 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优良的史学遗产,包 括考证方法在内,弃置不顾,这样就无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真 实相结合,因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现在这个倾向更加厉害,强 调新理论,反对考证,尤其是否定乾嘉学派之风又刮起来了,对这个问题应 当怎样看呢?下面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所谓理论,据说就是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说它是现 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理论,它将对历史研究发生巨大影响.就是说, 用这种理论研究历史将使历史科学产生巨大的飞跃.如果真能这样,当然会 受到广大历史工作者的欢迎.不过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方面的文章还 不多,至于如何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历史工作上,文章更少.我们觉得,在这 个问题上空谈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人为大家作些示范,使我们对这个 问题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的文章说 "旧有体系"已经产生"危机",就是说,它的理论往往与事实相反,产生 所谓"反常"现象,"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危机",因此必然 要有新的理论排除这种"反常"现象,在理论上有新的创造.那么这新理论 是不是要取"旧体系"而代之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 上文已经谈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自己、 发展自己的.它的基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没有因为个别论点的不适应而动摇或过时,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 三,是不是讲理论就必须反对考证呢?是一般地反对考证,还是只反对 乾嘉学派?我们以为研究历史必须结合实际,而历史实际必须是真实的,因 此任何理论都不能排除历史考证.乾嘉学派固然讲考证,但考证不等于乾嘉 学派,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说一般地反对考证,那我们必将倒退到 建国以来走过的老路上去,肯定不会有出路.如果说只反乾嘉学派,那等于 无的放矢.因为今天恐怕不会有历史工作者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那也是倒 退.因为乾嘉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迷信汉儒,对宋儒则一概排斥,所以又 称为汉学.但是搞考证并不一定要搞汉学,例如乾嘉时期考证古史最有成绩 的学者崔述,就是推崇朱熹的,他在《洪范补说》中说:"今世之士,醇谨 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 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 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他的名 著《考信录》的确做到不存汉宋之见,凡是错的,一概否认,丝毫没有佞汉 的气味. 四,有人反对烦琐考证,这是对的,但是考证不一定就烦琐.陈垣先生 以考证闻名,他就反对搞烦琐考证.而且,烦琐不烦琐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陈先生的著作中有不少考证文章,在外行人看来象是烦琐,在内行人看来就 不是烦琐.因为有些史事不弄清楚,就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不能看到 考证多一些就是烦琐考证.乾嘉诸大家的考证文章,也不都是烦琐考证,要 作具体分析.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在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尊重和 吸收他们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 应当指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我们的史学工作 者和教师多少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不可能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过去 我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许多优秀的遗产都丢掉了,因而不愿意或不屑于 去做艰苦的考证工作,只凭一些理论教条,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搞以论代 史.结果如何呢?养成了束书不观,专搞假、大、空的坏风气,什么问题也 不能解决,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在调查 研究过程中,一定要详细占有材料,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一 个历史工作者如果不搞考证,连所用史料的真伪都不如道,怎么能去伪存真 呢?"文革"中,"四人帮"伪造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回顾这段历史, 真令人痛心.今天有人又来提倡专搞所谓的理论,我很担心会重蹈覆辙.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三复斯言. 第五章 和青年们谈谈今后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和方向 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史工作的成绩和今天所肩负的任务是很有意义 的.很清楚,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存在不少的缺点.成绩是巨大的,主 要是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 解释历史上的非常复杂的现象和事件,打破了一切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 史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因而开辟了史学的新天地.可是同时,由于我们对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的基本原理还吃得不够深透,不善于把马克思的原理和中 国历史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又背起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这样就阻 碍了历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今天历史工作者的最主要的任务,我以为就是 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下解放出来.怎样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呢?我想 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一,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前进、 局势的变化、科学的进步而向前迈进.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 19 世纪, 列宁逝世于 20 世纪初,他们都不能预见到 20 世纪社会的变化,因而他们也 不可能为他们所未见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答案.因此如果我们碰到现实 的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十足的 教条主义.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 则,但是应用到实际上,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确定他们应当走 的道路,不能把某一国家当作自己必须仿效的模式.如果那样做了,就是教 条主义,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两个凡是"也用到马 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身上,这样我们的精神枷锁就可除掉了. 二,同样,对于各国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也不应向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去找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所讲历史发展规律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他 们对于亚洲的历史,除对印度等少数国家外,所知甚少,对于中国的古代史, 他们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有时好象也谈到,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中国历史的实际.因之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历 史规律看成全世界都适用的,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以欧洲为标本而提 出的历史规律照搬到中国历史来套用.如果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中,用欧洲 历史发展规律来代替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这样就在历史研究上犯了绝大错 误.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有史以来就和欧洲不同,到了近代现代就更加不同, 这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欧洲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会相同或相似呢? 因此,我以为我国的历史工作者今后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寻找出中国 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我们才能从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或欧洲中心论的教条中 解放出来.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三,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年青的同志,看到马克思主义 对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解释与现今的历史实际不太符合,就认为马克思主 义已经过时或反常,甚至想用现今自然科学的方法取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未 免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的某些论点不符合今 天的实际并不奇怪.因为如上面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不可能预见到今 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可以抛 弃.如果那样认识的话,今后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可能走回头路,那是很危险 的.前面我们谈到,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有它的局 限性,不是不论古今中外一律适用,因此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过 去一些过"左"的搞法.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问题.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出了毛病,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这是 错误的. 四,有些同志们一方面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想否定一切我国 优秀的史学传统,认为什么乾嘉学派那一套繁琐考证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关 于这个问题在第四章里已讲过,不必细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没有人完 全照搬乾嘉学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其中的考证方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 统,却不能一概否定.否定一切正是一种极"左"的口号,不会给历史研究 带来任何好处.否定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恶果是有目 共睹的.1958 年的"教育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否定传 统,否定文化,也否定了历史.今天的年青同志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极"左" 的危害,又唱出类似的高调,我们觉得应当慎重而又慎重,以免重蹈覆辙. 五,历史研究方法应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旧法,泥古不化,因此我们欢 迎新的研究方法,对基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不 会加以排斥.问题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立起 来,也不应当和我国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对立起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也是 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只要翻阅一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清楚了,因 此以最新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新方法,只应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更 向前发展,更合于新时代的要求.同时新方法也应吸收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而加以改进,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史学.这应当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和 教师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六,还应当指出,新方法的产生固然是受当今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同 时也是对于旧的研究方法的反作用.严重的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或结合 得不好,因而形成公式化,许多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一致公认的定义, 研究题目太狭窄,老是那几个题目,翻来复去地讨论而不能前进一步,诸如 此类的缺点促使一些有头脑的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深深感到这样下去前 途渺茫,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对旧的这一套来一次冲击,以期有所突破,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对于新的冲击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应当提 醒大家,不要把当前史学界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认为非冲垮一切旧的东 西不可,这是极"左"思潮的复活,是很危险的;同时对于新的论点新的方 法也不能过于乐观,不要把它看成医治百病的万应药.历史科学有它自己的 特点和局限性,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应有正确的理解和估计.比 如说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这不是新方法,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 就对这个研究法做过讲演,名为"历史统计学"(最初发表在《梁任公学术 讲演集》第三辑),但他用统计方法,目的在于"观其大较",比如他拟作 的"历代战乱统计表"、"异族同化人物表"、"历代著述统计表"、"历 代水旱统计表"等等.我以为他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做好了还是有用的.可 是今天主张搞所谓数量史学的人好象不能满足于这种"观其大较"的办法, 而是要求精确数字,甚至要把这些精确数字输入到电脑中去,要它来解答历 史问题.假如我没有误解的话,这种美妙的理想是办不到的.历史事实已经 过去,既不能重演,又不能在社会上实验,历史记载本来无精确的数字,甚 至于根本没有数字,那怎么办呢?比如历代户口、耕地、赋税之数,明清两 代还有办法查考,前代就不行.如三国时魏国的户口数,一般人说不过当汉 的一大郡,但究竟有多少,言人人殊,即令有数字,也不见得靠得住.由此 可知,历史短的国家,例如美国,只有二百多年,政府的档案、公私的记录 著作比较完备,可以搞数量史学,至于年代久远的国家,历史书籍虽丰富, 却缺乏第一手的精确数字,即令统计出数字来,多半出于估计、推算,难认 为信史.所以数学统计方法虽可以用,但不能期望太高.我不是有意泼冷水, 这是实际情况.因此我以为不管用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 度,千万要警惕华而不实的作风. 我说这段话的目的在于举例说明新方法虽好,但历史科学毕竟不同于自 然科学,不能期望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都可以用于历史学,会取得同样的效 果. 下面想对初作历史研究的青年同志们提几个建议,供他们参考. 一,从过去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从今天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形势的角度来看,只要大家积极努力,今后我国历史研究的前景是可以 乐观的.可是有不少青年,比如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们,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今天学历史有什么用呢?和四个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今 天研究历史有很大用处,历史工作者、历史系的师生肩负的任务是很重的, 他们应有紧迫感,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深入研究对四化建设关系很大.下面我 们谈谈这个问题.学历史不只是学到一些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历 史知识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我们的祖 先在亚洲这块大地上,创建了中华民族的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文明.我们的 祖先在生产知识、技能和学术上都有非常辉煌的成就,比如纺织、陶瓷、青 铜器、玉器、漆器等都是最先在我国发明的,而且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在中 古时期又有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等发明,这对世界文明都是极大的贡 献.在商周时期人们使用甲骨文字和钟鼎文字(一称金文),而最初文字的 发明更远在此之前.天文历法在远古时期已有发明,殷商时代已使用我国独 创的阴阳历.夏历一称农历,一直到现在民间还在使用.在自然科学方面, 除天文历法外,先秦时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数学、物理、化学、医药、 卫生、逻辑学等都已建立起来.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杰出人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在 思想史方面,春秋时期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巨大, 甚至影响海外邻邦.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古时代,印度的 佛教传入中国,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在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继之而来的还 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所以在思想史上我国古代也是光辉灿烂的.打一 个比方说,全世界那么多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赛跑,我们中华民族在古代一 直是领先的,只是到近三四百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我们才落后了. 但一时落后了不要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可以赶上去.年青人只看 见现代欧美日本的科学技术居世界前列,我国落后了,因而怀疑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我的回答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我国核工业的迅速发展,火箭、氢弹、卫 星等的迅速成功,就是好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大 家都可以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此外,资本主义国家重视物质文 明,没有共同的理想,他们是拜金主义者;在他们的社会里偷盗、抢劫、凶杀、奸淫种种罪行司空见惯,不少人的精神是空虚的,年青人甚至儿童都会 自杀,不少老年人无依无靠,感到非常孤独.总之,他们从儿童到老人都没 有共同的理想,他们千方百计地拼命弄钱,好象他们只是为钱而活着,实在 弄不到钱就只好自杀.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这和我国相比,哪个优越,不 是明如观火吗?因此我们充分相信,将来我们一定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 一切都只有深入了解自己国家和外国的历史才能理解,所以我们说,历史是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课程. 二,正因为历史知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课程,反过头来,看看 我国目前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现状,实在令人着急.现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应 进行全面的改革,不论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本和教学方法都远远不能 满足现实的需要.中小学生历史知识的贫乏是惊人的,因此他们如在高等学 校里学习历史也感到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要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进行改革, 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师资的缺乏,现有教师的水平也急待提高.因此培 养大量中小学师资是当务之急,这在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真是责无旁 贷.此外,各地方教育当局也应把师范教育做为重点来抓,首先要为提高现 有教师的水平作出最大的努力.高等院校历史系的学生不知道学历史有什么 用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紧迫的,工作是艰巨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 民缺乏历史知识,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岂不可耻?因此我们在这里大声疾呼, 一切历史工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为培养下一代的合格的历史教 师而努力,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为了不断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就必须不断地作历史研究工作,这 首先是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的共同责任.中学历史教师由于受到条件的限 制,搞历史研究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是只要对历史研究有兴趣,完全可 以通过自学进行研究,不要气馁.因此我们在本书将结束之际,对青年教师 和历史工作者提出几点建议: 1,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 基本原理,并且树立起坚强的信心,必须用它做为指导我们一切研究工作的 基本原则,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不知不觉地陷进资产阶级的五花八门的 历史哲学的泥坑里. 2,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 论,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论点都是正确的或没有 问题的,对于这些决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与此相反,我门今天的 任务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必须解放思想,冲破一切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不能 让它们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一种精神枷锁,使我门永远在旧的框框里打转转. 例如对从 50 年代起把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看成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的历史发 展阶段的观点不能再迷信了;对概念模糊的、永远打不清的笔墨官司,如什 么"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对农民起义和战争怎样 能多少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不要再抱幻想了.对于诸如此类很多的教条不 要再作茧自缚了.语云:不破不立.不先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就不会有新的 历史科学的建立. 3,破旧才能立新,既然要立,就必须将理论与历史实际很好地结合起 来.这是对每一个历史工作者最根本的要求,这就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史实立论,不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成见说话. 这好象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奇妙之处.不错,是老生常谈,可是说来容易, 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看不到事物的真实情况,只看到他们的主观幻想. 《荀子》书有《解蔽篇》,主要是说,人各有所"蔽",伟大的思想家也免 不了有"蔽".他举例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通 "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通"智");惠子 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在荀子看来, 这些人都是"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这就是说他们的知 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只看到"道"的一个角落或方面而没有看到全体.这种 片面性来源于主观成见,许多人不是犯左倾就是犯右倾的错误,根源就在于 不能实事求是而为主观成见所蔽,或是有顾虑,怕这怕那.能实事求是,把 理论与历史事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探索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有规律性的东西, 真是不容易.因此我奉劝年青的同志们千万莫把认清事实看得太容易了,不 要以为读几本历史教科书就算懂了历史,不要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就目空一 切,那就太危险了. 4,正因为这样,一切历史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必须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干,从史料的鉴别、取舍,史事的考证,到用 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事件,都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避免主观成见, 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我们是过来人,知道这条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我们愿 意为年青的同志们作识途老马,当然不可避免地说些老生常谈,但这些老生 常谈对青年来说未必无用.什么老生常谈呢?第一,要读书,对一些作为历 史工作者必读的书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遇到拦路虎,要不怕麻烦,去查 古今辞典,以及专家们的注解、笺证之类的书,务必找到正确的理解.当然 也经常会遇到各家不同的解说,一时不知所从,这不要紧,暂时都保留下来, 将来书读多了,自然可融会贯通,得到正解.古书难读,有些疑句难字,直 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也不少.那也不要紧,暂时缺疑."多闻缺疑","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是孔夫子教他学生的求知方法,今天还照样适 用.能读完这些基本的必读书,就为搞历史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除了基本书必须读之外,还要扩大知识面,多多学习各种有关的 科学,这在今天日益感到迫切.现代的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日益增多,一个 历史工作者决不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天地里,应当冲破过去旧题材、旧教条 的种种束缚,开辟新路子,才会有新的创获. 第三,应当提醒青年同志们,决不可以为求新的创获就把我们讲过的有 关史料、考证方面的基本功全部抛弃,而只满足于写些内容空洞的东西,以 为这样历史科学的新路子就轻易地打开了.我说,那是幻想,是自欺欺人. 这样做就是自己走上绝路,如果不相信的话,就不妨按照你的幻想走下去, 等幻想破灭,觉醒过来的时候,悔之晚矣! 第四,我这些话决不是捕风捉影,信口开河.我们已发现有些人,为了 表现自己的独出心裁的创见,故意做翻案文章. "大胆假设"有余,可惜 "小 心求证"不足,甚至于根本没有证据.他们所说的证据实际上只是牵强附会, 根本不是证据,经不起一驳.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还有 人为了个人目的,粗制滥造,急于发表,不仅自误,又会误人,影响很坏. 这类情况,希望大家都要警惕,以免上当. 附录附录 10 篇是我在 1978—1980 年为商周史专业研究生讲中国历史研究法 时用的辅助教材,是发给学生作为听讲时的参考材料.研究生们认为这些教 材对学习历史研究法很有用,收获很大,特别是其中有些篇在当时不容易找 到,印出来对他们学习很方便.他们建议,出书时将这些材料作为附录印在 书后,以便读者.这就是这些材料为什么成为本书附录的由来,我希望它能 起到方便读者的作用. 作者 1987 年1月记 一 老子考异 汪中《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老庄申韩列传》云: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 《曾 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 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 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 《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 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十五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 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 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 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 "老子隐君子也." 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 三载列子与关尹子问答之语(《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同, 《吕氏春秋·审己篇》与《列子·说符篇》文同),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 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没凡八 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世亦从可知 矣.《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 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燕世 家》有两文公,武公子文公, 《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见于《左 氏春秋》,不得谓始与冠带之国.桓公子亦称文公,司马迁称其予车马金帛 以至赵,约六国为从,与文子所称时势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 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 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 侯矣.《列子·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 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 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 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孙也." 又云:"其死也无瘗埋之资",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 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 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 《说苑· 政理篇》 :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 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贤按:当为百九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 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 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 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 当孔子之世,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 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 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贤按:晋指魏)战 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贤按:《六国表》无晋字,是)战少 梁,虏其将公孙瘗.然则是关之置,实在献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问 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周太史儋 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贤按:当作二十 六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将段 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阳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 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 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贤按:当作二百六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 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 "或 曰儋即老子,"其言韪矣.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 《礼卫将军文子篇》、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 老莱子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也.而老聃 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与多欲, 态色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 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 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 商容之闾",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商常、容枞音近而 误.《淮南·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 见舌而知守柔矣."《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以此穷",注,"商 容纣时贤人,老子所从学也.")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 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 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述学》) 二 《竹书纪年》辨伪 崔述《竹书纪年》凡十三篇,本战国人所著而出于西晋者.(晋杜预《春秋 经传集解后序》云:"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 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藏在秘 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 《纪年》最为分了."《序》又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 无诸国别也.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 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 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按"哀王"当作"襄王",序误)之 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自魏逮唐,文学之士多引用之.(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多引《竹书纪年》之文.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采《纪年》文尤 多.刘知几《史通》、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尝述之.)大抵记东周事多与 《春秋经传》相应;而自获麟以后,载籍多缺,观之尤足以证《史记》之舛 误而补其缺漏.惟其纪述三代事多荒谬,余于《考信录》中固已辨之.(春 秋时事,如会河阳,战洞泽之类,并见《杜序》.获麟后事,如晋桓公、田 悼子之类,并详《史记索隐》.三代,若益、伊尹、季历、共伯和事,并详 《考信录》中.)然自宋元以来,学士皆不之见,疑其经唐末五代之乱而失 之,仅于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宋陈直斋《书录解题》,编年类五十 二种,无此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编年类五十一种,亦无此 书.)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 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 世.(禹受命于神宗及征有苗,本伪《尚书》.帝乙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 方,本《毛诗传》.周公复政成王,本《尚书》伪孔传.禹杀防风氏,纣伐 有苏氏,获妲己,俱本《国语》.纣命九侯、周侯、邗侯,本《战国策》. 桀囚汤于夏台,纣囚文王于羑里,俱本《史记》.)余自少年固已见之,以 其疏略舛谬,不足欺人,稍有识者自能辨之,不暇为之纠摘.前岁余自闽还, 过苏州,买书于书肆,见甘泉张君宗泰《校补竹书纪年》,因买归而阅之, 见其征引之详,考核之精,纠其舛误,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极矣.吾 所见闻文学之士未有如张君之尽心者也.顾吾犹惜其不肯直黜其书以绝后人 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补之,误者改之;岂遂谓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 以未经抉摘者,特因《水经》、《索隐》诸书未尝引之,无可考证其得失耳; 使此书果真,何以与《水经》、《索隐》所引互异?既与《水经》、《索隐》 互异,则非真古之《纪年》矣.举一反三,则其余皆其人之所伪撰无疑也. 且此书之伪所以显然易知者,正以其与《水经》、《索隐》不同耳;补之改 之使与《水经》、《索隐》文同,世之学者复何由知其伪?虽其补改之由悉 注于文之下,然安知后人复刻此书,不有存其文而遗其注,如伪《尚书·武 成篇》,淳于长《夏承碑》者;势且淆乱经文而失三代圣人之实.(伪《尚书·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录于篇后.今坊本但载《考定武成》而删其原 篇;浅学者遂以为梅赜所传之《尚书》本如是.广平府学有汉淳于长《夏承 碑》,经乱失之.后人复取旧拓摹刻,而识其本末于后.其后拓者但拓碑文, 不拓其后所识之语;四方见之者遂以为真汉人所刻也.)余深惧焉,乃于 《三 代录》成之后,详考杜序、《索隐》诸书之文,并采张君之说,而补辨之如 左: 一,据杜氏《春秋经传后序》:"《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 王事,无诸国别也."今此书乃起于黄帝,与《序》不同,或以荀勖述和峤 言有"《纪年》起于黄帝"之语,为今书解.然使果起黄帝,杜氏亲见其书, 何得谓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与《春秋经传》并传,不容有误.和峤之 言特出于荀勖之口,荀勖之言又仅见于《魏世家》注所引,递相传述,安知 其不失真?不得据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纪夏之事而追述黄帝以来, 若《左传》之于鲁惠公、晋穆侯然者,而遂以为起于黄帝乎?《晋书》亦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今书之起黄帝,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 一也. 一,据《史通》引《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晋书》亦云"《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今书并无此文,而夏启二年云 "费侯伯益出就国", 六年云"伯益薨",然则唐人所见之《纪年篇》非今书矣.且经传称益未有 冠以"伯"者;自班固误以益为伯翳,后人乃有称为伯益者.今云伯益,则 是撰书者习于近世所称而不知秦汉以前之语之不如是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 可见,二也. 一,据《史记正义》《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 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书"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 "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文丁元年,王即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 张氏何以谓之更不徙都?且今书盘庚于十四年迁殷,历十五年,至二十八年 而王陟,又历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纣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 其年数亦不合,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三也. 一,据杜氏序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 伯.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又云:"晋国灭, 独纪魏事,下至魏哀(当作"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然则 此书纪晋事必以晋纪年,记魏事必以魏纪年,明矣.故《史记索隐》引《纪年》文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三年,晋桓 公邑哀侯于郑",正与《春秋》以鲁纪年者同.于他国事尚以魏年纪之,况 魏事乎!今书既以周年纪之,而晋自殇叔以后,魏自武侯以后,但旁注其元 年于周王之年下,与杜序所言者迥异.其尤不通者,《水经注》引《纪年》 文云:"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今采其文而系之于周显王十九年之下, 书云"王如卫,命子南为侯."不知所谓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书 之文显然可见,四也. 一,据杜氏序云:"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则是庄伯即位之年先于《史记》二年,所纪之事皆当先于《春秋》二月也.故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谓在 "九月十月之交";绛县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为"正月甲子".而左氏 作《传》亦多采晋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杀,卓子之弑,《经》皆在春, 《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九月壬戌,《传》在七月壬戌.然则 《纪年》之文亦当如是.今书,鲁隐公之元年乃庄伯之九年,与《史记》同; 然则是作书者采《史记》之文,而不知其与本书之年不合也.庄伯之世仍以 平王纪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与《春秋》同;然则是作书者采 《春秋》之文,而不知其与本书之月不合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五也.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今书漏者甚多.《宋微子世家》注云: "《纪年》云:'宋剔成盱废其君璧而自立.'"《赵世家》注云:"《纪年》云: '召公子于韩,立以为燕王.'"《田敬仲完世家》注云:"《纪年》, 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 "《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 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云:"《纪年》,齐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 宣王八年,杀其王后."今书皆无此文.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六也.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推之,今书漏者尤多.《燕召公世家》注云: "王劭按,《纪年》,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又云:"《纪年》,智 伯灭在成公二年."《魏世家》注云:"《纪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 十四年."《田敬仲世家》注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 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然则列国诸侯之年与世,及智伯之灭,皆当载于 此书,然后可以考而知为何君何年,而梁惠王之十三年必有齐威王事,易见 也.今书一概无之.彼司马贞何所据而推之历历如是哉?其非原书之文显然 可见,七也. 一,据《史记索隐》之文之义例推之,今书所漏者盖不可胜数.《燕世 家》注云:"《纪年》,成侯名载."《宋世家》注云:"《纪年》作桓侯 璧兵."田侯剡之立,田侯午之生,皆见于《田完世家》注所引.度此书必 不独私此数人而详之也,然则诸侯之名与谥皆当有之;生、卒、废、立,皆 当载之.《晋世家》注云:"《纪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 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度此书必不于韩、赵独载此二人之年也; 然则韩、赵前后诸君之卒之年亦必皆备列之.由是推之,《纪年》之文盖多 且详,其纪战国之事当与《春秋》相埒,而今书乃寥寥数语,年或一事,或 无事,诸侯之名谥卒年率略而不见.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八也. 一,今书虽亦颇采《索隐》所引《竹书》之文,然亦多与原文不符,有 采其文而缺焉者.如《田完世家》注云:"《纪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孙 会以廪邱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今书止有公孙之叛而宣公薨无文,是也.有采其文而误焉者:如《晋世家》注云:"《纪年》,夫人秦嬴贼公于 高寝之上."今书作大夫秦嬴是也.有采其文而年与之异者,如《韩世家》 注引《纪年》文,韩灭郑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在魏武侯二 十三年,今书灭郑八年之后始邑哀侯于郑,是也.不知采辑之时何以舛漏如 此?然要之必非原书则较然无疑,九也. 一,凡灾异,记则当尽记之,否则概不之记.自夏、商逮西周,日食多 矣,何以独记仲康五年日食?然则是作书者见伪《尚书》之有此事,故采而 录之,其余不见经传,故无从知之而录之也.春秋时,日食书于《经》者亦 不乏矣,何以独记平王五十一年日食?然则是作书者因日食在春秋之初,故 忆而录之;其他不复记忆,故无暇考之而录之也.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 十也. 右共十则,书中舛误缺漏如此类者尚多,逐事辨之则不胜其辨,而其浅 陋亦殊不足辨,略举数端,以见大凡.其于战国时事,诸书所征引咸昭然耳 目间,犹且乖谬如是,况三代以上,尚有一二之可信者乎!然则此书之伪更 无疑义,所以《三代考信录》中概不之齿及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崔东壁遗书》第460 页—463 页) 三论齐伐燕事 崔述齐之取燕, 《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于齐为湣王之十年. 《燕 世家》亦以为湣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 文,断以为齐湣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 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于燕, 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 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 误之犹未免于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 绝无与湣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 睹此事者,必无以湣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 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 谓孟子先至齐而后适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 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 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 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 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 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 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湣王世耳. 《索隐》云: "《纪年》, 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 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于周显王之 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时 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 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 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 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湣王立, 亦于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湣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 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惭于孟子乎?此无他,皆 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于前二十余年,是以委 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 《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孟子事实录》《崔东壁遗书》第420 页) 四洙泗考信录(节录) 崔述《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 之一车、两马、一竖子.适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 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 韩列传》又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 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 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 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 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 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 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托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 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于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 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 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辨 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 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 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于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 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辩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 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 之,当如何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 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 敬叔在衰绖中,不应适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 孔子适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 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 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适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适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 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适周而鲁君与之 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 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 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托,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托之黄帝,《六韬》托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 托之于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 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 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于杨朱乎?秦汉以降,其 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于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 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杨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 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 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呼,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 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后人之疑.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 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 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 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 乐之源"者哉!至于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 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 矣,韩子云(贤按:谓韩愈,下同):"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 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于剡子; 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 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 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适周,因问礼于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 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乌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 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 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 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 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 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适周请于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已,《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 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 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于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 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 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 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中略)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聘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 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 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 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托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 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于孔子事中,谬矣!孔 子年三十余而适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 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于《观周篇》 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 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 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后人者 《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于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于 《家语》,然后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于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 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 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适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后, 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于后 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余里,是时孔子尚 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于苌弘,何不即问礼于老聃,而必待明年之再往 乎!且《年谱》于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于问礼则 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 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后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于 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崔东壁遗书》第270—273 页)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 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 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 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 乎!《春秋》于晋赵鞅书曰: "入于晋阳以叛",于荀寅、士吉射书曰: "入 于朝歌以叛",于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 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 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 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 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于季氏也, 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 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于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 观郈与成之叛皆请降于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 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 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 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 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 近于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 《公羊传》曰: "孔 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 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 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费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 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然使费 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郈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踰 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 "仲由为季氏宰, 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 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 不亦先后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 尝至齐耳,尚未适卫、适宋、适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 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 无之事也.…… (《崔东壁遗书》第283—284 页)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 "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 '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 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 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掫徒成党,其 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 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周人 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 之不贵杀也如是,焉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 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贼至于阳虎、不狃,细至于微生 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于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 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 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 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 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 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 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 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 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托无疑. 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崔东壁遗书》第286—287 页) 《论语·阳货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 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 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适卫之后.余按,佛肸以 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与 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乎?抑臣于二人乎? 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于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于 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于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 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于小人之中者也. 若孔子之坚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 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 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则断不可.(中略)且孔子往将何为耶: 不助之耶,固无所用于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而缁矣,尚得自 谓坚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 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 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 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 《左传》 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 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 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 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 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闻佛肸尝畔晋, 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 怪后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 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肸公山 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 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 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于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 之心,儒者之于圣人抑何薄耶! (《崔东壁遗书》第291—292 页) 五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崔述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于《秦誓》 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于《冏命》二十五篇, 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 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 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刺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 亦多与他经传不符,于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 《史 (记)》《汉(书)》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后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 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 《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 《尚书》; 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 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后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 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 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 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 西汉之时,今文先立于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 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于世.伪《尚书》者出于齐梁之 间,而盛于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于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 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 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 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误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 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余年.余深 悼之,故于《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于 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 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 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贤按:以下为"六证"). 一,孔安国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于 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 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 复举.)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贤按:武帝是景帝之误)末, 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 《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磐之音,于是 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 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汉书·艺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 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 《汤誓》 《盘庚》 (三篇合为一篇)、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 《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 《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 《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 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 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后或分为九篇, 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 《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史记》所谓 "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 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 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 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 《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 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 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余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 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 《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 《泰誓》三篇也), 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 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一,自东汉以后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 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厄,握 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于此邪!'建武初,东归,徵拜侍御史.至京师,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后皆更从林学.林以所 得《尚书》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 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于地矣!'"(《后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 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后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 一卷(王肃注),""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 马融所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 书,以传于后.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 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 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 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于孔壁, 经传历历俱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 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后人 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 《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伊训》、《太甲》三篇,《咸有 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 《立政》皆不类.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 《皋陶谟》高古谨严; 《大禹谟》则平衍浅弱. 《汤》 《牧》 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 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 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 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 《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余年,乃反冗 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 出一手,何也?至于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 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 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于完局,故尔多为之 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 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 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后始出者,况欲其较 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尧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 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 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 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 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奭》,《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 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 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 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于时事,故或摘其略而 载之,或意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 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 《大禹谟》何以反不载? 《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 《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于 《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 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不尽取而观之?安 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 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于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后儒之不思也!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 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 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 旁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 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 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 《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 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 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徵引而学者皆罕 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 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 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 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 而二十五篇为后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一,自东汉逮于吴晋数百余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日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 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徯我后,后来其 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 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汝乃顺之于外,曰'此 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 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衣》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 "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 (同上) 右十则,皆见于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 出于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 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 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 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 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 "乱 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 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 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后,学之博者,西 汉无过向、歆,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 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 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 此书,而此书为后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后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 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 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原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 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 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 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 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 书之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 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后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 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 不行于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后之书,而反谓司 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 云:"皇甫谧于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 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 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 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 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后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 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 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 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贤按:以下六 项为"六驳"). 一,古文、今文分于文字之同异,不分于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 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 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 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冒;始冒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 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 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 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 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后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 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 韩《诗》与毛氏异同."(《后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 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 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 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 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 (即今文),后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 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后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 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后世耳食者遂以 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 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 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于朝矣,安有藏于家之事!然则马、郑相 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 之书,并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 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 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 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 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 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 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 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传》)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 亦云,"《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 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 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 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授者《尚书》之义, 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 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后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 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郑相传之《尚书》大不 类者,正以其作于魏、晋之后,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 盖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 乃后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 后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 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 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 师事宏,后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后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 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 《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 《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于世也.今蔚宗 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于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于世矣,蔚宗 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学大兴",然则 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 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 讥己,是以造为此说,托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后之学者沿讹踵谬, 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后《汉书》唐以后之人皆不复观 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 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 《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 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 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待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 书."(《汉书·儒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 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 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 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 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 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 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 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于固, 《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 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后世之有 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 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于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于学官,两汉之 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 《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 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 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 (《汉书·儒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授《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 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于人而行于世,至王 莽时而立于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于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 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 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于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 非谓其书不行于世,但藏于家也;谓武帝时未列于学官耳,亦非终 已不列于学官也.且《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当武帝时 皆未列于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于 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 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 奏上其书于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 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 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 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 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 《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 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 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途说,遂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 书,魏以前未行于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 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 云《尚书》,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 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 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 《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 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 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于家.彼其于 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 何难以无为有乎!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 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于兄弟,善于 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政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 孝"为句,以"施于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于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 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 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 '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 (《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后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 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 "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 《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 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 "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 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 "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 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于 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 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 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 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 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贤按:焯谓刘 焯、炫谓刘炫,皆隋代著名学者,孔颖达作《正义》实以炫、焯之书为本, 故崔说云然.)而表章之,以至后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 蒙不白之冤于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 行于世邪?曰,江左士大夫于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 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今 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 蔚宗必无不见之者, 而坦之著 《废壮论》 , 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 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后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 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 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 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于世,至齐、梁之际始出于江左也.然但行于江左已 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 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后,此 书乃渐传于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后此书大行而郑注 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鷟、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于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 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后,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 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 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 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 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 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 胜于郑,而荒唐悖缪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 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 者驳郑.适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 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于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 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 书既撰于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始行于当世也.孔氏但见伪书、伪传 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 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 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但若出之于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 采于肃说,非肃说之本于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 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于《世纪》,正如《鹖 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于《鹖冠子》耳.但南北朝中 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后之人犹 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 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 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 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 而出于后人之伪撰者矣. (《崔东壁遗书》第582—592 页) 六《晋书·地理志》之误 钱大昕 晋自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元帝称制建康.侨置徐、兖、青、豫诸州郡 于扬州之域,以处中华流人,初无实土.及桓温当国,始有土断之令.然自 元帝至孝武,百有余年,侨州侨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义熙之世,刘裕灭南 燕,收复徐、兖、青故土,于是有北徐、北青、北兖之名,而侨置之名犹如 故也.《宋书·武帝 纪》:"永初元年八月辛酉,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 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是郡县去北加南,始于宋受禅以后,而晋 朝无此名也.不独郡县,即州名亦从而改易,试即《宋书·武帝纪》一篇言 之,初云:"推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 军事、徐州刺史".义熙元年云:"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 幽、并、江九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荆、 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又云:"解青州,加 领兖州刺史.四年,授扬州刺史、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此皆在 南燕未灭之前,固无南北之分也.五年,诏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于是始有 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请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 此徐、兖、青盖侨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领兖州刺史,增都督 南秦,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州之名,纪文不具,盖于前十六州之内,去凉 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兖、交广、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徐州 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阴、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 封公为宋公.十三年,进宋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 莞、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州、北南顿十郡益宋国.十四 年,固让进爵.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颖川、荥阳十郡益宋 国.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兰陵、下邳、高平、鲁、泰山者,皆侨 置之郡,而不系南字;即徐州、兖州亦南渡侨立之州,而俱无南字,然则东 晋之世,侨立州郡无南字,断可识矣.唐人修《晋书》于《地理志》述南渡 侨立州郡多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 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邱郡, 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 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穆帝时,移 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时安有南北徐之分,之成穆之前,郡名本 无南字,此误据《宋书·州郡志》而不察其为宋史臣之词也.兖州篇云: "明 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泰山等郡,后改为南兖 州",此所举濮阳诸郡,即徐州篇之南濮阳诸郡,而不系以南,是为允当; 唯云又改为南兖州,则误与徐州同,试检南渡诸帝纪,除授徐兖二州刺史者, 历历可数,曾有称南徐、南兖者乎?诸臣传中,除侨立郡国守相者多矣,亦 曾有称南东海太守,南琅邪内史者乎?即一部晋书》论之纪传之文无有与志 相应者,以矛刺盾,当不待鸣鼓之攻关,而千二百年来,曾无一人悟其失者, 甚矣史学之不讲也.《宋书·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晋永嘉大乱,幽、冀、 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 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 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 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 冀合徐,青、并合兖,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 条述晋侨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据宋制而言,而晋时初无南 徐之名也,南兖州篇云:"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 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并南兖.此条云晋成 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东晋时兖、青已有南字,其实出于 史臣追称,欲示别于淮北之兖、青,初非当时本称.冀州篇云:"江左立南 冀州,后省.青州篇云:"江左侨立,治广陵.安帝义熙五年,平广固、北 青州治东阳城,而侨立南青州如故,后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 条南冀字一见,南青字再见,皆史家变文示别,非当时有此称也.唐人修 《晋史》,因此致误,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读史不审耳. 《晋书》之最谬者,徐州篇云:"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 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系之徐州矣,然宋志 于北济阴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则是宋之孝武,与晋邈不相涉也.淮阴则云, 安帝义熙中土断立,非元帝也.阳平则云,流寓来配,虽不言何时立,据来 配之文,亦当在义熙土断时,不在元帝时也.况宋武分两徐州,本画淮南北 为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过淮南数郡耳;即有侨立郡县, 亦当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则皆淮北也.岂可执义熙分 配之制,误认为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当知限断,淮阳属豫州,阳平属 司州,济阴属兖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何暇及它郡乎? (《十驾斋养新录》卷中) 七《元史》不谙地理 钱大昕 宋时州有四等:曰节度、曰防御、曰团练、曰刺史(亦曰军事).节度 为三品州,防、团为四品州,军事为五品州.凡除节度、防御、团练使、刺 史者,皆不之任,唯差京朝官知军州事,俱为亲民之官,而班资有崇卑,故 宋志于每州之下,系以节度及防御、团练、军事之名.节度又有军号,如大 名府称天雄军、兖州称泰宁军之类,而防、团则无之,故节度必系以某军, 此系官制,无关地理.而宋时诸州,又有由军事防御升节度者,史家省文, 或书升某州为某军,如元符三年,升端州为兴庆军,政和七年,升鼎州为常 德军之类,此由散州升为节度州,州牧改用大僚,而州名仍如其旧,非改州 为军也.然宋时牧守,又有府、州、军、监四等,而军、监在州之下,守臣 以知军系衔,如京东之淮阳军、京西之信阳军、淮南之盱眙军、浙西之江阴 军,此则唐以前所未有,而志地理沿革者所当讨论矣.元时改府、州为路, 既无节度、防御虚衔,则志地理述前代沿革,如升州为节度,直可一笔勾之 耳.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过为王公等封爵之 用,大约袭唐之旧,而五代以后增设者,旧未有郡名,政和修《九域志》, 又复加之,此有司文具,尤无当于地理沿革之数者也.修元史者,皆草泽腐 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撦,无不差谬, 偶举数条,以当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讫金元无异名,而志乃云:唐改灵昌 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 至德十余年耳,乾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 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 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 矣.随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称崇信军者,节度军号,非改州为军也. 枣阳本随州属县,南宋升为枣阳军,则与随州各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为崇 信军,又为枣阳军,此两军者,一为虚衔、一为实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 分皂白.且枣阳与随各自为郡,而强合之.又云:复因兵乱,迁徙无常.欲 以弥缝其失,真痴人说梦矣.河中府自唐中叶,已为节镇,称护国军,而河 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为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不知宋 金皆称河中府,与唐无异,护国军之号,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异,宋非废府 而称军,金亦未尝去护国军之号,志中此类甚多,举之不胜举也. 宋时,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 县分繁简耳.单本刺史州,后升为团练,其州名仍旧也,志乃云:后唐改为 单州,宋升团练州,是误认团练为州名矣.史臣之不学如此,岂不贻笑千古. 志又云:济宁路,唐麟州,周于此置济州.按元之济宁路治钜野县,在 唐则为郓州之钜野县耳,唐志虽云,武德四年以县置麟州,五年州废,然唐 有国三百年,其称麟州者仅一年,岂可以概一代乎?宋承后周之旧,济州真 治钜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说也?志于济州下又云:唐以前为济北郡,治 单父,唐初为济州,又为济阳郡,仍改济州,周濒济水立济州,宋因之.此 条尤可怪异.夫元之济州治任城,唐之济州则治卢,即隋之济北郡也,元和 以后,省济州,以卢县隶郓州,自是无济州之称矣.后周始于钜野立济州. 卢与钜野,邈不相涉,岂可溷而为一?周濒济水立济州二句,当书于济宁路, 亦不在此条也.唐以前济北郡治单父,不知何据?考《太平寰宇记》,单州、 单父县、后魏尝置北济阴郡,或因是误认为济北郡邪? 郴州之郴阳县,志云: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颇疑之, 谓湖南旧为宋土,而敦字犯宋庙讳,且宋志郴州倚郭为郴县,非敦化也.顷 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寰宇纪》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 州,改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各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 废,而元史臣乃以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真可笑也. (《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八论《老子》书作于国战之末 梁启超 这部书(按:本文初发表于《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时题《评胡适著〈中 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转载时取其一节,改题今名,这部书即指胡 书)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孑民先生说他"有截断众流的手段" (《序文》), 这是我极同意的.但应否从老子起,还是问题;这却不能怪胡先生,因为这 问题是我新近才发生的.我很疑心, 《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战国之末. 诸君请恕我枝出题外,许我趁这机会陈述鄙见. 我们考老子履历,除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外,是没有一篇比之再 可靠的了.但那篇实在迷离惝恍,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 子问礼于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又说:"盖老子百有六 十余岁,或曰二百余岁."又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 否."这样说来,老子这个人,简直成了"神话化"了.所以崔东壁说著书 的人决不是老聃,汪容甫(贤按:容甫是汪中的字)更咬定他是太史儋;特 因旧说入人太深,很少人肯听信他们.我细读那篇传,前头一大段,固然是 神话,但后头却有几句是人话;他说:"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 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子解,为胶西王卭太傅."这几 句话就很发生出疑问.魏列为诸国(贤按:国当作侯),在孔子卒后六(贤按:六当作七)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得到做魏将, 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封蓼侯,十三代 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 未免不合情理,这是第一件可疑.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前辈或当时的贤士 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象《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 段话, 孔子既有恁么一位心悦诚服的老夫子, 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 再者:墨子、孟子都是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来不至于连 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这是第二件 可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篇》 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的可信(因为里头有讲日食的事实),却是据那谈话 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这话前人已 曾说过)(贤按:指汪中的《老子考异》),这是第三件可疑.《史记》这 一大堆神话,我们试把他娘家根究一根究,可以说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 《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杂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 聃,有些说是属于老莱子,庄子寓言十九,本来就不能拿作历史谭看待,何 况连主名都不确定,这是第四件可疑.从思想系统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 了,太激烈了,象"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兹彰, 盗贼多有";"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的话,不大象 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 《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这是第 五件可疑.再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 语,象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 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象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 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象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 秋时虽以城濮、郡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 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 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这样说来,《老子》这部 书,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果然如此,那 么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胡 先生对于诸子年代,考核精详,是他名著里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象 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 胡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话,只怕要引为同调罢?…… (《古史辨》第4册,第305—307 页) 九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节录) 王国维 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墟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现王亥 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 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 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参事复博蒐甲骨中之 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墟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 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 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钜".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 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 "该秉季德, 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 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 字,从甲在 中(十古甲字),及通观诸卜辞而知 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 、 、 (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 中者,与 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 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 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 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 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 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 理顺冰释.而《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又卜辞人名 中有 字,疑即帝喾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土之略.此二事虽未遽定,然 容有可证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乃为此 考,以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丁巳二月. 王亥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于王亥"(卷 一第四十九页),曰"贞之于王亥 牛辛亥用"(卷四第八页),(贤按: "之"字原文作 ,乃祭名.旧释"之"字,误,下第二十八页一条同). 《后编》中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页).曰"乙巳卜 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十二页).曰"贞于王亥"(同上第十九 页).曰"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页).曰"癸卯、贞、高祖王 亥"(同上第二十一页).曰"甲辰卜、贞、辛亥于王亥 牛 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页).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页).曰 "贞之于王亥,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页).《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 曰"贞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页).观其祭曰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 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 《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掁 立.掁卒,子微立."《索隐》:"掁《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 作垓.然则《史记》之掁,当为核或为垓字之掁也.《大荒东经》曰:"有 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 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 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 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 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 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 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 作掁,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 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 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 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 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 ,与亥字相似, 王 亦王亥之.《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二十九 引.又《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鮌作服牛",鮌亦胲之.《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 宋注日"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 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 《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 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 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也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 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 《管子·轻重戊》云: "殷 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 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 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 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 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 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著,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 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 乃殷俗也.夏后氏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恒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 .其文曰:"贞之于王 ."(《铁云 藏龟》第一百九十九页及 《书契后编》卷上第九页)又曰: "贞 之于王 ." (《后编》卷下第七页)又作王 .曰:"贞王 ."(下阙,《前编》 卷七第十一页)案 字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 古文 ,从月.《诗》曰:'如月 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 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 文乃作 ,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字,当作 .又《说文》木部, " , 竟也.从木, 声, 古文 ".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墟 卜辞,朝莫之朝作 (《后编》卷下第三页),从日月在 间,与莫字从 日在 间同意.而篆文,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亘本当作 .《曶鼎》有字,从心从 ,与 篆文之 从 者同,即 之初字,可知 一字.卜辞 字,从二从 (卜辞月字或作 或作 ),其为 互二字或恒 字之省无疑.其作 者, 《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 "恒,弦也." 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 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 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 (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 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 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 禄,不但还来?昬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贞子肆情?眩弟并淫, 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 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 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昬微遵迹,有狄不宁",昬微即上甲 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 逖之古文作逷.《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逖 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逖尔土". 《诗·大雅》:"用逷蛮方". 《鲁颂》:"狄彼东南."《毕狄钟》:"毕狄不龚".此逖、逷、狄三字 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 今人表》作简逷.《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 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 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 (孙氏之騄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 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 之.殷在河北,非毫殷.见余撰《三代地理小纪》.)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 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 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云何而逢,击床先 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昬微遵迹,有狄 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 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 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 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 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 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 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 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 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观堂集林》卷九) 十 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陈垣诸家记法师年岁互有矛盾 《慈恩传》五卷,为慧立未定稿.立卒后,其稿散佚,至彦悰乃蒐辑本 文析为十卷.故史料犹是,然错综笺补,已非慧立昔时之旧.以此传与他传 校,抵牾恒有;以此传前后互校,矛盾亦复不免.其显而易见者:如武德五 年法师年满二十,贞观三年年二十六,显庆五年年六十五之类,试一推算, 即知其说之,欲舍此传而从他传,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续高僧传》之 《玄奘传》,及冥祥之《法师行状》,既谓武德五年为二十一岁,又谓贞观 三年为二十九岁;《续传》更谓麟德元年为六十五岁;皆自相矛盾者也.盖 诸师撰传时,各据所闻,并未预先制为年表月表,而后系以事实,故有此误. 六十九岁与五十六岁说不足据 惟刘轲以居士于法师寂后一百七十余年,撰《法师塔铭》,为避免矛盾 计,芟荑武德贞观时一切年岁,独标法师寂年为六十九(近时梁任公即取其 说,见本年《东方杂志》第七卷).溯其所根据,盖即根据本传显庆五年条 下之六十五岁,而推算麟德元年为六十九也.然何解于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 岁之说耶?如是孤证,殊不足据.欲得此事真谛,应在释门诸说中求一统一 之说,区区门外人一语,不能征信也.《旧唐书·玄奘传》谓:"法师显庆 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谬.梁任公谓显庆无六年,亦非;显庆六年三月朔, 始改元龙朔也. 六十三岁之精确,六十五岁之讹误 今校本于法师寂年,特取六十三岁,至为审慎.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 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惟能统一;校者即根据 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至本传显庆条下行年六十五之 言,《续传》《行状》均系于麟德元年条下,校者据此定本传为误系,而又 据《行状》及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定本传与《续传》之五字为三字之讹. 吾尝取诸说参互考订,而知其说之不苟.假使迁就六十五岁说,则必将诸家 统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岁说全数推翻,乌乎可? 本传贞观三年年二十六误,三年不误 惟本传于贞观三年条下著年二十六,据武德五年二十一岁推算,应为年 二十八岁之讹,今校本反据年二十六,谓三年为元年之误,是则大惑也.夫 法师年寿,据诸家记载,极调和统一之难,既如前述;犹幸"贞观三年出游, 贞观十九年归京,中间十有七年",其说尚能统一.今乃欲迁就元年二十六 岁之说,遽断三字为讹,是将千三百年来并无异议之三年出游说推翻,而别 立元年出游之新说也.夫使其说果能成立,亦何足惜?然吾以为三年说必不 可推翻,元年说必不能成立也.试将主张元年说最力之诸说条辨之(说见梁 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 法师非因霜俭出关 将谓法师之出关,系因霜俭,据《唐书》惟贞观元年有霜害,以是改为 元年耶?霜俭之说,出于《续传》,《开元录》特袭其成文,法师自著之《西 域记》亦无是说.据本传则法师之出关,迭被留难:一阻于凉州,再阻于瓜 州,三阻于一烽,四阻于四烽;若果如 《续传》所云 "奉敕道俗,随丰四出", 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师在于阗上表,明谓冒越宪章私往;在洛阳谒帝,又明 请专擅私行之罪,则霜俭之说,岂尽足据?不得以此改为元年也. 贞观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说而从霜俭说,亦不得改为元年.何也?则以贞观元、二、 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据两《唐书·本纪》,谓贞观元、二年有霜害,贞观 三年无霜害,此未检《新书·五行志》者也.《新书·五行志》(卷三十六) 霜之条下,大书"贞观元年秋霜害稼",又书"三年北边霜杀稼",谁谓贞 观三年无霜害耶?魏征《十渐疏》曰:"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 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是也.(《全唐文》一四)不得以此 改为元年也.(嘉庆本《贞观政要》卷一,有贞观三年关中丰熟语,三字误, 据卷二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条可证;又据《册府元龟》一四四,贞 观三年六月求言诏,有关辅之地,连年不稔语可证.) 叶护可汗系元年被杀, 元年出游不能见叶护 将谓三年出游,即不能见叶护可汗,据《通鉴》叶护之被杀,系在二年 耶?《通鉴》之语,本诸《通典》.《通典》一九九,明谓贞观元年叶护为 其伯父所杀;《旧唐书·西突厥传》因之(卷一九四下),《太平寰宇记》 (卷一九七)亦因之,无二年被杀说也.自《通鉴》据《通典》所载,割裂 原文,分隶于元、二、四年之末,而叶护之被杀,遂如在二年,其实《通典》 《旧唐书》之文,完全俱在,可复按也.倘犹以《通典》所载为未足,则有 《册府元龟》在.《册府元龟》九七四,大书"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 父所杀"也.《册府元龟》书唐事,多据《实录》按事按年排纂,与《新唐 书》等之调弄笔墨者不同,其史料最为忠实.若《新唐书·西突厥传》则削 去叶护被杀之年矣.《新唐书纠谬》所谓"当书而反缺"者此也.叶护既系 元年被杀,则不独三年出游不能见叶护,即元年出游亦何能见叶护?然则元 年说果不能成立也. 《新唐书》二年叶护死 之说与《通鉴》矛盾 将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有"贞观二年叶护死"之言,以证《通鉴》 之无误耶?则请问《新唐书》此语为何而发?《新唐书》此语盖为薛延陀夷 男之附突厥颉利发也.夷男之附颉利,是否在贞观二年,请还质之《通鉴》. 今将二书全文比较如下: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曰: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 护可汗.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 附颉利可汗. 《通鉴》贞观元年条下曰: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 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 附于颉利可汗. 此等记载,夫人皆知其同出一源,同据一书,而互有增损者也.《新唐 书》所记,与《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同.而贞观二年四字,《通鉴》无有,盖删之也. 《通鉴》何以删此四字?据 《通鉴考异》卷十曰: " 《旧 铁勒传》云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夷男始附于颉利.按《突厥传》 元年薛延陀已叛颉利(《唐会要》九四北突厩条、《册府》九六七铁勒条, 作二年),安得二年始附颉利乎?"此《通鉴》所以删去贞观二年四字,而 特叙其事于元年之下也.夫夷男之附颉利,系因叶护已死,此两《唐书》说也.夷男之附颉利,不在贞观二年,此《通鉴》说也.叶护之死既与夷男附 颉利不在二年(二年夷男已叛颉利),则两《唐书》误也.《通鉴》既叙夷 男之附颉利于元年矣,而叶护之被杀,仍系于二年,则《通鉴》误也.循环 互勘,二说皆有讹误,《纠谬》所谓"年月时世差互"者此也.则叶护二年 被杀说仍不能成立也. 法师所见之叶护是肆叶护非统叶护 夫元年出游既不能见叶护矣,三年出游更何能见叶护?是又不然.元年 被杀者统叶护,法师所见者统叶护之子肆叶护也.《通典》一九九曰:"贞 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能,无恩于国,部落成怨,……为其伯父所杀 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 特勒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俱 遣使来朝,各请婚于我.太宗不许,讽令各保所部,无相征伐.……肆叶护 既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二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 莫贺咄大败,遁于金山,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旧唐书》《太平 寰宇记》全袭其文,《通鉴》则分系于元、二、四年之末.) 由此观之,贞观元年为统叶护被杀时代,贞观元、二年为俟毗与肆叶护 争立时代,贞观三、四年为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时代;法师于三年秋出游,四 年夏至素叶,所逢方事畋游戎马甚盛之叶护可汗,固少叶护非老叶护也.假 定法师果元年出游,二年夏到素叶,则所见者正俟毗可汗.然是时俟毗方与 肆叶护争国,素叶以西,皆附肆叶护,法师何能安然通过?惟三年以后,肆 叶护既统一西突厥,故法师得西行无阻.此又元年说不能成立,三年说不可 推翻之一铁证也. 《新唐书》贞观四年俟毗请婚事不确 将据《新唐书·西突厥传》"贞观四年俟毗可汗请婚,不许,诏曰,突 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婚为"之条,以证四年时当国者为俟毗可汗耶?则 又可据《旧唐书》《通鉴》以证其说之不确.盖"君臣未定,何遽婚为"之语,《旧唐书》《通鉴》皆载之,皆以此为对肆叶护共同之言,不单为俟毗 而发;《通鉴》且系其事于二年之下也.则贞观四年四字,正《纠谬》所谓 "宜削而反存"者也. 吾尝稽之《册府元龟》卷九七:武德九年三月、六月,均书西突厥叶 护可汗遣使朝贡;贞观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则但书西 实厥遣使朝贡,而不书可汗为何.以时考之,则元年正月一役,犹是统叶护 当国;元年十月及二年四月两役,正两汗争立,各遣使请婚之时;三年十一 月一役,则肆叶护统一之后也.自是四、五、六年,均不见西突厥来贡,则 《新唐书》四年请婚之言,何自来耶?又《纠谬》所谓"以无为有"者也. 元年出游不能见李大亮 犹有一事,足证元年说断不能成立,即凉州都督李大亮何时到任,极有 研究之价值也.据诸书记载,法师以八月首途(于阗,表作四月),则至迟 九月中可到凉州;然元年九月李大亮不能到任也.据两书《太宗纪》元年四 月,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伏诛;两书《幼良传》(旧·卷六,新·卷七八) 或告王阴养士,诏遣宇文士及代为都督,并按其事,是元年四月以前,为凉 州都督者长乐王幼良也.据两书《宇文士及传》(旧·卷六三,新·卷一百) 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后为殿中监;据《旧书·太宗纪》,宇文士及为殿中监,在元年九月辛酉,辛酉者九月十二,是 元年九月以前为凉州都督者宇文士及也.假令继士及者为李大亮,然士及奉 到诏书,至早需在十月,则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后也.据《旧唐 书·李大亮传》(卷六二):大亮以贞观元年,由越州都督转交州都督,寻 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新唐书·大亮传》卷九九同,而贞观元年 改为贞观初,亦当书反阙也.)一岁三迁:由越州而交州,由交州而内调, 复出而凉州,东西南北之途,三月五月之任;无论如何,元年十月之凉州, 不能有李大亮足迹也.则元年说终不能成立也.(照《新唐书·太宗纪》, 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在元年八月,《宰相表》亦然,与《幼良传》不合, 此又《纠谬》所谓"记志表传不相符合"者也.) 于阗表十七载之七字误,贞观三年之三字 不误,如必欲保存于阗表之十有七载,则 必须推翻《圣教序》及诸书之有十七载 元年说之动机,梁任公谓因法师在于阗上表,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 七载"等语,而疑法师之还于阗,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以此上推十七年, 当为贞观元、二年而非三年也.然吾以为苟有疑于于阗表,则当由贞观三年 下推至十八年,而疑十有七载之讹;不当由贞观十八年上推十有七年,而谓 贞观三年为误也.因十有七载之说,不独见于于阗表,吾人少时临褚遂良或 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此语即深印于脑中;而求其所谓十有七载者,系指 贞观十九年归国而言.于阗上表时,何能有是语.是必原文有误(原文"四 月私往"之四字亦疑误),或原文为十有六载,后人习见《圣教序》诸书之 十有七载而改之,而未计及其还到于阗与归京先后几差一载也.如任公言, 则是于阗表之十有七载无误,而《圣教序》及诸书之十有七载皆误也;因由 贞观十九年上推至贞观元年,不止十有七载故.又如任公言,则须遍改诸书 之三年,又须遍改诸书之十有七载,而仅留于阗表之十有七载也.其然,岂 其然乎?吾故曰贞观三年出游说必不可推翻,元年出游说必不能成立也.至 谓传中所记岁月,非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不敷分配;则十七年中本有六闰, 更事严核,所差当无几矣.(下略) (《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九号) 附: 梁启超(任公)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一节(上略) 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 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 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 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 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 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 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 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 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 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 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 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 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 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 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 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 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玄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妇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 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元年之假说. 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 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 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 遭霜险,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 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 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 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 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 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 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 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 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 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 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 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 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 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安厥方乱,何以 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 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 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月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 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 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 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徧繙之,卒乃在新书《薛延 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斌年无问题 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 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 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 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 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意无歧异?然此亦 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 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 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 中耳.(下略)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与鉴别")